陆离站在中峇鲁路五号的骑楼下,手里还攥着昨晚没来得及换下的护士服。

    这件白色的斜襟罩衫已经三天没洗了,领口蹭着灰,袖口沾着碘酒洇开的黄渍。

    巷子口传来皮靴跺地的声音,整齐得不像人踩出来的。

    两列日本兵端着枪跑过,枪口的刺刀反着太阳光,从她脸上晃过。

    紧接着是一阵听不懂的日语吼叫,夹杂着潮州话的哭喊,还有小孩子尖细的嚎哭,像是被人捏住了喉咙硬挤出来的,听着令人毛骨悚然。

    陆离捏紧了拳,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抵上骑楼的砖墙。

    墙是凉的,上午的日头还没把它晒透。

    她往医院的方向走。

    一路上不断有卡车从身边驶过,车斗里站满了人,全是男的。从十几岁的少年到头发花白的老人,肩膀挨着肩膀,挤得像运猪车。

    没有人出声,只有车板颠簸时骨头撞在一起的闷响,所有的人都脸色灰败、神情麻木。

    有一辆车上,一个年轻男子隔着栏板看见她,忽然咧开嘴冲她笑了笑。

    那笑容很轻,像病人快不行时松一口气的样子。

    然后卡车拐过街角,那笑容就看不见了。

    医院门口的棕榈树还在,叶子耷拉着,蒙了一层灰。

    英国医生和护士都不见了。

    昨天还看见几个英籍护士被宪兵押上车,棕发乱糟糟的,褐色眼睛瞪着天。

    剩下的人挤在大厅里,有华人护士,马来助手,几个跑进来的难民。

    一个马来男孩蜷在墙角,膝盖上裂了一道口子,肉翻着,灰白的骨头露出来。他母亲跪在旁边,用纱丽捂着孩子的嘴,不让他出声。

    “这是怎么弄的?”陆离蹲下去,从口袋里摸出仅剩的一卷纱布,又偷偷从自己的随身空间里取了碘伏(之前的已经用光了)。

    “刺刀。”那母亲说,声音干得像劈柴。

    这样大的开放性伤口,原本的正确操作应该是要清创后缝合的,但现在医院里已经没有了正规的护士和医生——那些日本军医不算,没有人懂缝合,哪怕是最基础的。

    陆离只能简单帮孩子把伤口包起来,并在在纱布底下悄悄贴了一些免缝减张胶带。

    刚给男孩包扎好,院子外面就响起一阵汽车刹车的声音。

    不是一辆,是很多辆。

    车门“哐当哐当”打开,紧接着是脚步声,混杂的、沉重的、被拖着的各种各样脚步声。

    有人冲进了处置室,两个日本兵架着一个华人。那人左脚拖在地上,脚腕子扭成不可能的角度,血从裤腿里淌下来,在地上拖出一道湿痕。

    后面跟着更多人,用枪托赶着,用手推着,一拨一拨涌进医院大厅。

    陆离抬起头,看见第一个被架进来的人的脸。那是个中年人,脸被抽得肿起来,眼睛只剩两条缝。

    她对他有印象,那天夜里她挨家挨户通知最有可能被杀的知识分子时,见过一面。她让他走,他不走。

    他的右手手掌摊开着,掌心向上,上面盖着一个墨迹——一个四四方方的“检”字,被汗水洇得只剩下模糊的轮廓。

    不对。

    她记得那个字应该盖在衣服上,盖在袖子上,盖在手背上。但这个人,手掌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个被汗水化开的墨印,像一摊洗不掉的污渍。

    “手掌软的,都是知识分子。”旁边一个被推进来的年轻人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们摸手。手上没茧的,押走,在海边处死。”

    陆离低头看了看自己画着十字的红臂章,眼神冰冷。

    几天过去,医院变成了一个古怪的地方。

    没有麻药,没有消毒水,连干净的纱布都快没有了。她的空间里倒是有很多,但是她不能拿出来。

    医护只能用剪刀剪开那些人的衣服,用凉开水冲洗伤口,用绷带勒紧止血的地方。

    有一个被抬进来的年轻人,后背上被刺刀捅了三个洞,每一个洞都在往外冒血沫子。

    陆离想按住,血从指缝往外涌,温热的,滑腻的,带着一股铁锈的腥气。

    “不用了。”他忽然说,声音很轻,像平时问诊时说的“谢谢”。

    陆离没停手。

    “我过关了。”他又说,嘴角动了动,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什么别的,“他们盖了章的。我过关了。可是出来的时候,有个兵看见我,说,你怎么这么白。然后就……”

    他说不下去了,陆离也没让他再说下去。

    她知道鬼子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看不顺眼、感觉可疑都杀。宁杀错,不放过。

    “你能活。”她说,“一定能。”

    在混乱之中,她给他用上了止血圣药云南白药,然后再缠上止血绷带。因为随身空间的存在,这一切她都做得悄无声息,无人察觉。

    虽然这些人即使过关了,也可能活不到明天,但陆离还是忍不住出手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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