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深圳！(2/6)
最高的那一栋，顶上有两根天线，直直地指着天空。我下意识地想起了爷爷教过我的东西——那是“文昌塔”的格局。高楼为笔，天线为锋，主文运、主功名。能在城市中心建这么一栋楼的人，一定请过高人看过风水。
马路上车流如织，喇叭声此起彼伏。小汽车、公交车、出租车、大货车，一辆接一辆，几乎没有缝隙。我在落雁坳见过的最大的车就是拖拉机和农用车，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车，脑子嗡嗡的。
人行道上的人走得飞快。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多看任何人一眼。穿西装的、穿工服的、穿裙子的、穿拖鞋的，各种打扮的人混在一起，像一条流动的河。
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不是山里的草木味，也不是村里的炊烟味，而是一种混合了汽油、灰尘、食物和汗水的味道。说不上难闻，但让人鼻子发痒。
我站在出口处，背着编织袋，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有人从我身边走过，瞥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好奇、有嫌弃、也有漠不关心。
爷爷说，城市是风水的极致体现。自然山水是天地生的，而城市是人造的山水。楼是山，路是水，人是气。城市风水比自然风水复杂一万倍，因为人心复杂。
我当时不太懂。但站在罗湖汽车站门口的那一刻，我似乎有点明白了。
这么多楼，这么多车，这么多人，这么多**——这股“气”该有多乱？
我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我爹打了个电话。
电话亭是那种透明的玻璃亭子，里面有一台红色的电话机，旁边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市内电话0.5元/分钟，国内长途1元/分钟”。我掏出一把硬币，数了数，有一块五。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喂？”那边很吵，有机器的轰鸣声，还有人在喊“这个货放那边”。
“爹，是我，元良。”
“……啥？你说啥？大声点！”
“是我！元良！我到深圳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我爹的声音变了调，又惊又急：“你说什么？！”
“我到深圳了！在罗湖汽车站！”
“你……你……你来深圳干啥？！”
“爷爷死了。我来找你。”
又是沉默。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叫我爹的名字——“陈德厚！线头接好了没有！”“来了来了！”他应了一声，然后对着话筒说：“你在罗湖汽车站别动！我请假来接你！别乱跑！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别跟任何人说话！就在那等着！”
“好。”
电话挂了。我看了看手里的硬币，一块五还没用完。我把话筒放回去，走出电话亭，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深圳的黄昏来得比湘西晚。太阳已经落到高楼后面去了，但天还是亮的，是一种灰蒙蒙的亮。路灯亮了，霓虹灯也亮了，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把整条街照得五光十色。
我等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我看到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一个女人牵着一条狗从面前走过。那条狗比我在村里见过的任何一条狗都大，毛白白的，蓬蓬的，像一团棉花。女人穿着一身运动服，耳朵里塞着白色的耳机，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
一个老头推着一辆小车，车上放着一堆矿泉水瓶子，叮叮当当地响。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黑一道白一道。他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笑，露出几颗黄牙。
一群年轻人从我面前走过，有男有女，都穿着一样的t恤，上面印着“华为”两个字。他们说说笑笑，声音很大，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话——不是英语，是粤语。
还有一对情侣，手牵着手，从我面前慢慢地走过去。女孩子把头靠在男孩子的肩膀上，男孩子低头在她耳边说了什么，女孩子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不是“还没融入”的那种不属于，而是从根本上、骨子里的不属于。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子、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走路的姿态，都跟我不一样。我像是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掉进来的人，跟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解放鞋。鞋上还沾着落雁坳的红泥巴，干成了硬块，怎么抠都抠不掉。
“元良！”
一个声音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我抬头，看到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从人群中跑过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服，胸口印着“鑫达电子”四个字。工服的袖口磨破了，线头拖在外面。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汗，眼窝深陷，颧骨突出，比去年过年时又瘦了不少。
是我爹，陈德厚。
他跑到我面前，站住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一起一伏的。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一年没见，他又老了不少。眼角的皱纹多了几道，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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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上车流如织，喇叭声此起彼伏。小汽车、公交车、出租车、大货车，一辆接一辆，几乎没有缝隙。我在落雁坳见过的最大的车就是拖拉机和农用车，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车，脑子嗡嗡的。
人行道上的人走得飞快。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多看任何人一眼。穿西装的、穿工服的、穿裙子的、穿拖鞋的，各种打扮的人混在一起，像一条流动的河。
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不是山里的草木味，也不是村里的炊烟味，而是一种混合了汽油、灰尘、食物和汗水的味道。说不上难闻，但让人鼻子发痒。
我站在出口处，背着编织袋，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有人从我身边走过，瞥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好奇、有嫌弃、也有漠不关心。
爷爷说，城市是风水的极致体现。自然山水是天地生的，而城市是人造的山水。楼是山，路是水，人是气。城市风水比自然风水复杂一万倍，因为人心复杂。
我当时不太懂。但站在罗湖汽车站门口的那一刻，我似乎有点明白了。
这么多楼，这么多车，这么多人，这么多**——这股“气”该有多乱？
我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我爹打了个电话。
电话亭是那种透明的玻璃亭子，里面有一台红色的电话机，旁边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市内电话0.5元/分钟，国内长途1元/分钟”。我掏出一把硬币，数了数，有一块五。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喂？”那边很吵，有机器的轰鸣声，还有人在喊“这个货放那边”。
“爹，是我，元良。”
“……啥？你说啥？大声点！”
“是我！元良！我到深圳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我爹的声音变了调，又惊又急：“你说什么？！”
“我到深圳了！在罗湖汽车站！”
“你……你……你来深圳干啥？！”
“爷爷死了。我来找你。”
又是沉默。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叫我爹的名字——“陈德厚！线头接好了没有！”“来了来了！”他应了一声，然后对着话筒说：“你在罗湖汽车站别动！我请假来接你！别乱跑！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别跟任何人说话！就在那等着！”
“好。”
电话挂了。我看了看手里的硬币，一块五还没用完。我把话筒放回去，走出电话亭，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深圳的黄昏来得比湘西晚。太阳已经落到高楼后面去了，但天还是亮的，是一种灰蒙蒙的亮。路灯亮了，霓虹灯也亮了，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把整条街照得五光十色。
我等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我看到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一个女人牵着一条狗从面前走过。那条狗比我在村里见过的任何一条狗都大，毛白白的，蓬蓬的，像一团棉花。女人穿着一身运动服，耳朵里塞着白色的耳机，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
一个老头推着一辆小车，车上放着一堆矿泉水瓶子，叮叮当当地响。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黑一道白一道。他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笑，露出几颗黄牙。
一群年轻人从我面前走过，有男有女，都穿着一样的t恤，上面印着“华为”两个字。他们说说笑笑，声音很大，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话——不是英语，是粤语。
还有一对情侣，手牵着手，从我面前慢慢地走过去。女孩子把头靠在男孩子的肩膀上，男孩子低头在她耳边说了什么，女孩子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不是“还没融入”的那种不属于，而是从根本上、骨子里的不属于。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子、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走路的姿态，都跟我不一样。我像是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掉进来的人，跟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解放鞋。鞋上还沾着落雁坳的红泥巴，干成了硬块，怎么抠都抠不掉。
“元良！”
一个声音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我抬头，看到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从人群中跑过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服，胸口印着“鑫达电子”四个字。工服的袖口磨破了，线头拖在外面。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汗，眼窝深陷，颧骨突出，比去年过年时又瘦了不少。
是我爹，陈德厚。
他跑到我面前，站住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一起一伏的。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一年没见，他又老了不少。眼角的皱纹多了几道，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