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华东某制造企业，采购经理利用职务便利，与供应商合谋，虚增采购价格，套取公司资金一千六百万。案发后，该经理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名下资产被冻结。二零二二年，华南某贸易公司，财务总监通过伪造银行对账单，挪用公司资金两千三百万，用于个人炒股，亏损后无法归还，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上诉被驳回。二零二三年，华北某科技公司，销售副总虚构销售合同，骗取公司返利一千二百万，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目前在某监狱服刑。”
他翻了一页，ppt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密密麻麻的。
“这些案件的共同点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第一，作案时间长，平均在五到八年，最短的三年，最长的十二年。第二，涉案金额大，平均在两千万以上，最少的八百万，最多的五千万。第三，内部监管缺失，审计形同虚设，有的公司三年没有做过内部审计。第四，举报人往往是普通员工，而不是管理层。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百分之六十五的财务舞弊案件，最初的线索来自基层员工的举报。这个数据是全国范围的，覆盖了三十一个省区市，样本量超过两千个案例。”
李甜甜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数字。百分之六十五。她想起自己第一次在会上指出数据问题的时候，赵强说“你才来一个月，有些情况不了解”。现在她知道，那些“不了解的情况”，就是那百分之六十五。不是她不懂，是那些“了解情况”的人假装不懂。
培训结束的时候，林老师留了一个互动环节，让大家提问。有人问了几个技术性问题，关于审计程序的；有人问了职业发展路径，考什么证、怎么晋升。最后一个问题，是李甜甜问的。
“林老师，您说百分之六十五的舞弊案件来自基层举报。但基层员工举报之后，往往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领导的打压、同事的排挤、甚至被调离岗位。我在网上看过一些报道，有的人举报之后被穿小鞋、被边缘化，最后不得不辞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没有制度上的保障？”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林老师看着她，推了推眼镜，镜片反着光。
“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停顿了一下，把翻页笔放在桌上，“从制度上讲，公司应该建立举报人保护机制，比如匿名举报渠道、反报复条款、举报人奖励制度。很多大公司都有，但执行起来效果不一。从法律上讲，我们国家有《举报人保护条例》，二零一六年就开始实施了，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可以追究法律责任，严重的可以入刑。但从现实上讲——”
他顿了顿，看着会议室里的人，一个一个看过去。
“从现实上讲，举报人确实会面临压力。这是没办法回避的事实。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话：做正确的事，承担正确的代价。这句话听起来很空，但它是真的。你做的那件事，会改变一些东西。不一定能改变整个系统，但至少能改变你身边的那一小块地方。你身边的人看到你做了，他们就知道这件事是可以做的。慢慢的，那一小块地方就变大了。”
李甜甜没再问了。她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正确的事，正确的代价。”写完之后又看了一遍，把“代价”两个字圈了起来。
培训结束后，周敏问她那个问题是不是替自己问的。李甜甜想了想，说也不全是。
“那个百分之六十五的数字，让我想起一些事。”她说，两个人走在走廊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
“什么事？”
“赵强说的那些话。他说他刚来的时候也跟我一样，后来慢慢变了。他说他怕我，因为我太干净了。他不是怕我这个人，是怕他自己曾经是的那种人。他看到我，就像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
周敏看着她，没说话，脚步慢了一点。
“我在想，如果每个公司都有那么一两个‘太干净’的人，那些数字会不会少一点。那个百分之六十五，会不会变成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林老师说，百分之六十五的案子是基层举报的，那剩下百分之三十五呢？也许永远没人知道。那些没人知道的案子，就在暗处继续烂下去。”
周敏沉默了一会儿。“也许会。也许不会。但至少，你让这个公司多了几个‘太干净’的人。财务部那三个来找我的同事，他们以前不敢说的东西，现在敢说了。这不是你改变的？他们跟我说，以前觉得说了也没用，领导不会管，查也查不出什么。现在他们觉得，也许有用。”
她们走出会议室，走廊里的灯亮着，白晃晃的，照得地板发亮。窗外的银杏树在风里晃，新叶子已经长密了，绿油油的，遮住了半边窗户，阳光从叶缝里漏进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光。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李甜甜收到了赵强的回信。
信是寄到公司的，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地址，字迹很工整，不像赵强以前的字——以前他的字是那种圆滑的、连笔的、一看就是签惯了文件的人写的。现在这个字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像是小学生描红。她认得出来，那是监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