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上游荡，最后因为违反铳刀法被逮捕了。
那个被捕的女人上了新闻。我盯着报纸上她的照片看了很久——她的嘴唇也是撕裂的，但那是化妆化的，浓妆之下还能看出她原本是个普通的、甚至有点怯懦的女人。警察说她只是在恶作剧，精神不太正常。
可我知道，真正的裂口女不是这样的。她没有拿菜刀，她不会追赶孩子，她只是问一个问题，然后等着你回答。
就像那天她问信繁：“我漂亮吗？”
信繁说“漂亮”。然后她就带走了他。
可如果信繁回答的是“不漂亮”呢？她会当场杀了他吗？或者如果信繁像我一样，吓得说不出话，她会不会也带走他？
我不知道。因为那天她只问了信繁，没问我。
她为什么选中他？是因为他才六岁，还不会撒谎？还是因为她眼睛里浮起来的那个东西——那个只有看见信繁时才浮起来的、像溺水的人看见浮木一样的东西？
二十年里，我反复想这个问题。
三
平成十一年，我已经三十二岁，在东京一所私立大学教民俗学。我的研究领域是都市传说的生成与传播机制——用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研究谣言如何变成传说，传说又如何变成“真实”。
每年六月底，我都会回一趟姬路，去当年信繁失踪的那个街角站一会儿。那里早就变了样——老房子拆了，电线杆换了，巷子口开了一家便利店，二十四小时亮着惨白的日光灯。可我还是能认出那块地砖，就是信繁棒冰摔碎的地方。
那一年我回去的时候，在便利店买了一包七星烟，站在那个街角抽烟。黄昏还是那个时间，天空还是那个颜色，橙红色的夕阳光从西边的山后面涌出来，把整个街角染成血迹干涸后的样子。
然后我看见她了。
她站在巷子深处，离我大概二十米远的地方。穿着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的米色风衣，头发还是那么长，遮住了半边脸。她站在阴影里，一动不动，像一座等人来认领的石像。
我掐灭烟，朝她走过去。
这一次，我的腿没有钉在地上。二十年里我无数次在梦里追她，早就学会了在恐惧中奔跑。
她没有跑。她只是看着我走近，等我走到离她三步远的地方，她抬起手，摘下口罩。
那张脸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伤口还是那道伤口，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死水潭一样的眼睛，此刻正映着橙红色的夕阳光，像两颗被血浸透的玻璃珠。
“信繁在哪儿？”我问。
她没有回答。
“你带走的那个人，我弟弟，他在哪儿？”
她看着我，眼睛里那个死水潭开始动了。不是涟漪，是漩涡——有什么东西从很深很深的地方往上涌，涌了很久，终于浮出水面。
她开口了。
“他问过我。”她说。声音比我记忆里的还要沙哑，像用砂纸打磨生锈的铁。
“问什么？”
“问我疼不疼。”
我愣住了。
“他问我，阿姨，你疼不疼。”她重复了一遍，眼睛里的漩涡越来越大，大到几乎要溢出来，“六年里，所有人只问我漂不漂亮。只有他问我疼不疼。”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往巷子深处走去。
我追上去，追过那条二十年前我本该追上去的巷子，追过那些低矮的屋檐和生锈的铁皮雨棚，追到一片废弃的空地上。
空地尽头有一座废弃的小屋，屋顶塌了一半，墙根长满了野草。她走进去，消失在门口的黑影里。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三秒钟，然后跟了进去。
四
屋里有一股很浓的霉味，混着另一种苦涩的、像受潮旧棉花一样的气味——和我二十年前在她身上闻到的一模一样。
光线从塌了一半的屋顶漏下来，照出屋里的情形：一张铺着旧棉被的床，几个落满灰的纸箱，墙上贴满了发黄的剪报和照片。
我走近那些剪报。全是关于裂口女传说的报道——1979年1月26日岐阜日报的首次报道，3月23日周刊朝日的追踪，4月5日周刊新潮的特集。还有一些手写的笔记，记录着不同地方流传的应对方法：有人说起发蜡可以吓退她，有人说回答“普普通通”可以让她迷惑，有人说给她糖果她就会离开。
照片大多是偷拍的——放学路上的孩子，公园里玩耍的孩童，校门口等待家长的小学生。每一张照片背面都写着日期和地点。
我一张张翻过去，翻到最后，手指停住了。
那是一张两个孩子的照片。小的那个穿着藏青色学生短裤，膝盖上有一块蹭破皮的痂，手里攥着半根棒冰。大的那个站在旁边，正扭着头往别处看。
是信繁和我。
拍照那天，就是二十年前的六月二十一日。拍照的人，就是此刻站在我身后的她。
“我找了很多年。”她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找那个会问我疼不疼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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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捕的女人上了新闻。我盯着报纸上她的照片看了很久——她的嘴唇也是撕裂的，但那是化妆化的，浓妆之下还能看出她原本是个普通的、甚至有点怯懦的女人。警察说她只是在恶作剧，精神不太正常。
可我知道，真正的裂口女不是这样的。她没有拿菜刀，她不会追赶孩子，她只是问一个问题，然后等着你回答。
就像那天她问信繁：“我漂亮吗？”
信繁说“漂亮”。然后她就带走了他。
可如果信繁回答的是“不漂亮”呢？她会当场杀了他吗？或者如果信繁像我一样，吓得说不出话，她会不会也带走他？
我不知道。因为那天她只问了信繁，没问我。
她为什么选中他？是因为他才六岁，还不会撒谎？还是因为她眼睛里浮起来的那个东西——那个只有看见信繁时才浮起来的、像溺水的人看见浮木一样的东西？
二十年里，我反复想这个问题。
三
平成十一年，我已经三十二岁，在东京一所私立大学教民俗学。我的研究领域是都市传说的生成与传播机制——用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研究谣言如何变成传说，传说又如何变成“真实”。
每年六月底，我都会回一趟姬路，去当年信繁失踪的那个街角站一会儿。那里早就变了样——老房子拆了，电线杆换了，巷子口开了一家便利店，二十四小时亮着惨白的日光灯。可我还是能认出那块地砖，就是信繁棒冰摔碎的地方。
那一年我回去的时候，在便利店买了一包七星烟，站在那个街角抽烟。黄昏还是那个时间，天空还是那个颜色，橙红色的夕阳光从西边的山后面涌出来，把整个街角染成血迹干涸后的样子。
然后我看见她了。
她站在巷子深处，离我大概二十米远的地方。穿着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的米色风衣，头发还是那么长，遮住了半边脸。她站在阴影里，一动不动，像一座等人来认领的石像。
我掐灭烟，朝她走过去。
这一次，我的腿没有钉在地上。二十年里我无数次在梦里追她，早就学会了在恐惧中奔跑。
她没有跑。她只是看着我走近，等我走到离她三步远的地方，她抬起手，摘下口罩。
那张脸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伤口还是那道伤口，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死水潭一样的眼睛，此刻正映着橙红色的夕阳光，像两颗被血浸透的玻璃珠。
“信繁在哪儿？”我问。
她没有回答。
“你带走的那个人，我弟弟，他在哪儿？”
她看着我，眼睛里那个死水潭开始动了。不是涟漪，是漩涡——有什么东西从很深很深的地方往上涌，涌了很久，终于浮出水面。
她开口了。
“他问过我。”她说。声音比我记忆里的还要沙哑，像用砂纸打磨生锈的铁。
“问什么？”
“问我疼不疼。”
我愣住了。
“他问我，阿姨，你疼不疼。”她重复了一遍，眼睛里的漩涡越来越大，大到几乎要溢出来，“六年里，所有人只问我漂不漂亮。只有他问我疼不疼。”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往巷子深处走去。
我追上去，追过那条二十年前我本该追上去的巷子，追过那些低矮的屋檐和生锈的铁皮雨棚，追到一片废弃的空地上。
空地尽头有一座废弃的小屋，屋顶塌了一半，墙根长满了野草。她走进去，消失在门口的黑影里。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三秒钟，然后跟了进去。
四
屋里有一股很浓的霉味，混着另一种苦涩的、像受潮旧棉花一样的气味——和我二十年前在她身上闻到的一模一样。
光线从塌了一半的屋顶漏下来，照出屋里的情形：一张铺着旧棉被的床，几个落满灰的纸箱，墙上贴满了发黄的剪报和照片。
我走近那些剪报。全是关于裂口女传说的报道——1979年1月26日岐阜日报的首次报道，3月23日周刊朝日的追踪，4月5日周刊新潮的特集。还有一些手写的笔记，记录着不同地方流传的应对方法：有人说起发蜡可以吓退她，有人说回答“普普通通”可以让她迷惑，有人说给她糖果她就会离开。
照片大多是偷拍的——放学路上的孩子，公园里玩耍的孩童，校门口等待家长的小学生。每一张照片背面都写着日期和地点。
我一张张翻过去，翻到最后，手指停住了。
那是一张两个孩子的照片。小的那个穿着藏青色学生短裤，膝盖上有一块蹭破皮的痂，手里攥着半根棒冰。大的那个站在旁边，正扭着头往别处看。
是信繁和我。
拍照那天，就是二十年前的六月二十一日。拍照的人，就是此刻站在我身后的她。
“我找了很多年。”她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找那个会问我疼不疼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