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简介
民国年间，我在万江边上的棺材铺做学徒，师父是镇上最后一代扎纸匠。那年秋天，江面浮起一具无名女尸，捞起来时手中紧攥一枚刻着“龙母”二字的铜牌。镇上老人说，三十年前龙母庙的最后一任庙祝有个女儿，被当地富户害死后沉了江，从此每三十年江边必有人溺亡。我师父接下了给女尸扎纸人陪葬的活计，却在当夜撞见那女尸自己坐了起来，指甲里嵌着青苔，嘴角含笑对我师父说：“纸人扎得不像，我来教你。”此后师父性情大变，每日往江边烧纸人，直到头七那天，他把自己也扎进了纸人堆里。我无意间翻出师父留下的账本，里面夹着一页黄纸，上面记着：龙母庙下镇着三口棺材，棺中之人不是死的，是活的。
——而我师父，就是三十年前本该已经死了的那个庙祝的女儿。
正文
一
我叫陈水生，宣统三年生人，属猪，今年满打满算十七岁。您要问我这辈子最怕什么，我告诉您——不是鬼，不是死人，是我师父那双泡在福尔马林里头的手。那双手白得像江底的鱼肚，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青苔印子，十根指头没有一根是完整的，不是少了半截，就是弯成了一个活人不可能弯出来的角度。可就是这双手，扎出来的纸人能在风里自己走路，糊出来的纸马能让镇上的狗对着空无一物的大街狂吠三天三夜。
我师父姓戚，单名一个“四”字，镇上人叫他戚四爷。他在万江边上开了间棺材铺，前店后院，前头卖棺材扎纸人，后头住人兼做寿衣。铺子门脸不大，两扇黑漆木门常年只开左边那扇，右边那扇用三寸长的铁钉钉死了——师父说那扇门是留给死人走的，活人走不得。我头一回去的时候不懂事，伸手去推那扇钉死的门，被师父一把攥住手腕，他那冰凉的手指箍在我骨头上的感觉，像被江底的蛇咬了一口。他低头看着我的手，半晌才说了一句：“这双手将来要出事。”
我没当回事。那年我才十三岁，从湖南逃荒过来，饿得只剩一把骨头，能有个地方落脚，别说棺材铺，就是义庄我也住得。师父管吃管住，月钱给两块大洋，条件是学他的手艺，给他养老送终。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就算拜了师。那天晚上师父喝了半斤烧酒，坐在后院的天井里，对着月亮自言自语，我只听清了一句：“该来的总是要来，躲了三十年，躲不过万江的水。”
万江不是江的名字，是这一带人对这段江水的叫法。珠江从广州一路流过来，到了我们这地界拐了个急弯，水势陡然变缓，江面宽得像湖，本地人管它叫“万江”——取的是“江宽万丈”的意思。可老人都说，这名字不吉利，万丈深渊的万丈，掉进去就出不来。每年秋天总有人在这段江里淹死，不多不少，刚好一个。死法都一样：面朝下浮起来，后脑勺对着天，两只手攥得死紧，掰开来里面不是一把水草，就是几颗螺蛳壳。
民国十七年秋天，我十六岁。九月十九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就听见江边传来敲锣声。我披了件衣裳跑出去看，江堤上围了一圈人，中间地上躺着一具女尸，湿淋淋的衣裳贴在身上，头发散开铺了一地，像一摊泼了的水墨。她面朝下趴着，后脑勺的头发里缠着几根水草，露出来的那截脖子白得发青。几个打鱼的汉子蹲在旁边抽烟，谁也不肯上手去翻。
“报保长了没有？”有人问。
“报了，还没来。”
“先翻过来看看是谁家的。”
没人动。我那时候年轻，胆子也大，在棺材铺待了三年，死人见过不少，就撸了袖子上去，抓住那女尸的肩膀往上一翻。这一翻，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她翻过来的时候，脸正对着我。那是一张很年轻的脸，顶多二十出头，五官说不上多好看，但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味道——后来我想了很久，觉得那是一种“不像死人的安详”。她的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笑，眼睛半睁着，瞳孔上蒙着一层白膜，可你就是觉得她在看你。她的双手攥成拳头，我试着掰了一下，左手掰开了，里面是一把黑色的淤泥，淤泥里混着几片碎瓦片；右手怎么也掰不开，指节硬得像铁。旁边一个老渔婆子上来帮忙，用指甲掐她的手腕，这才松开——掌心里躺着一枚铜牌，铜牌上铸着两个字：
“龙母”。
铜牌一露出来，围观的老人里有好几个脸色变了。一个拄拐杖的老头子往后退了两步，声音发抖：“龙母娘娘索命了……又是三十年……”他说完转身就走，拐杖点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又快又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追他。
我当时不知道“又是三十年”是什么意思，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具女尸的指甲缝里，嵌着青苔——和师父指甲缝里一模一样的青苔。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没往深处想。保长来了之后，让人用门板把女尸抬到了土地庙里，等着家属来认领。可等了三天，没人来。镇上没有人失踪，附近几个村子也问遍了，谁家都没少人。这个年轻女人就像是从江底凭空冒出来的，无根无据，无亲无故。
第四天头上，保长来找我师父。师父在铺子里扎纸人，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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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我在万江边上的棺材铺做学徒，师父是镇上最后一代扎纸匠。那年秋天，江面浮起一具无名女尸，捞起来时手中紧攥一枚刻着“龙母”二字的铜牌。镇上老人说，三十年前龙母庙的最后一任庙祝有个女儿，被当地富户害死后沉了江，从此每三十年江边必有人溺亡。我师父接下了给女尸扎纸人陪葬的活计，却在当夜撞见那女尸自己坐了起来，指甲里嵌着青苔，嘴角含笑对我师父说：“纸人扎得不像，我来教你。”此后师父性情大变，每日往江边烧纸人，直到头七那天，他把自己也扎进了纸人堆里。我无意间翻出师父留下的账本，里面夹着一页黄纸，上面记着：龙母庙下镇着三口棺材，棺中之人不是死的，是活的。
——而我师父，就是三十年前本该已经死了的那个庙祝的女儿。
正文
一
我叫陈水生，宣统三年生人，属猪，今年满打满算十七岁。您要问我这辈子最怕什么，我告诉您——不是鬼，不是死人，是我师父那双泡在福尔马林里头的手。那双手白得像江底的鱼肚，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青苔印子，十根指头没有一根是完整的，不是少了半截，就是弯成了一个活人不可能弯出来的角度。可就是这双手，扎出来的纸人能在风里自己走路，糊出来的纸马能让镇上的狗对着空无一物的大街狂吠三天三夜。
我师父姓戚，单名一个“四”字，镇上人叫他戚四爷。他在万江边上开了间棺材铺，前店后院，前头卖棺材扎纸人，后头住人兼做寿衣。铺子门脸不大，两扇黑漆木门常年只开左边那扇，右边那扇用三寸长的铁钉钉死了——师父说那扇门是留给死人走的，活人走不得。我头一回去的时候不懂事，伸手去推那扇钉死的门，被师父一把攥住手腕，他那冰凉的手指箍在我骨头上的感觉，像被江底的蛇咬了一口。他低头看着我的手，半晌才说了一句：“这双手将来要出事。”
我没当回事。那年我才十三岁，从湖南逃荒过来，饿得只剩一把骨头，能有个地方落脚，别说棺材铺，就是义庄我也住得。师父管吃管住，月钱给两块大洋，条件是学他的手艺，给他养老送终。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就算拜了师。那天晚上师父喝了半斤烧酒，坐在后院的天井里，对着月亮自言自语，我只听清了一句：“该来的总是要来，躲了三十年，躲不过万江的水。”
万江不是江的名字，是这一带人对这段江水的叫法。珠江从广州一路流过来，到了我们这地界拐了个急弯，水势陡然变缓，江面宽得像湖，本地人管它叫“万江”——取的是“江宽万丈”的意思。可老人都说，这名字不吉利，万丈深渊的万丈，掉进去就出不来。每年秋天总有人在这段江里淹死，不多不少，刚好一个。死法都一样：面朝下浮起来，后脑勺对着天，两只手攥得死紧，掰开来里面不是一把水草，就是几颗螺蛳壳。
民国十七年秋天，我十六岁。九月十九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就听见江边传来敲锣声。我披了件衣裳跑出去看，江堤上围了一圈人，中间地上躺着一具女尸，湿淋淋的衣裳贴在身上，头发散开铺了一地，像一摊泼了的水墨。她面朝下趴着，后脑勺的头发里缠着几根水草，露出来的那截脖子白得发青。几个打鱼的汉子蹲在旁边抽烟，谁也不肯上手去翻。
“报保长了没有？”有人问。
“报了，还没来。”
“先翻过来看看是谁家的。”
没人动。我那时候年轻，胆子也大，在棺材铺待了三年，死人见过不少，就撸了袖子上去，抓住那女尸的肩膀往上一翻。这一翻，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她翻过来的时候，脸正对着我。那是一张很年轻的脸，顶多二十出头，五官说不上多好看，但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味道——后来我想了很久，觉得那是一种“不像死人的安详”。她的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笑，眼睛半睁着，瞳孔上蒙着一层白膜，可你就是觉得她在看你。她的双手攥成拳头，我试着掰了一下，左手掰开了，里面是一把黑色的淤泥，淤泥里混着几片碎瓦片；右手怎么也掰不开，指节硬得像铁。旁边一个老渔婆子上来帮忙，用指甲掐她的手腕，这才松开——掌心里躺着一枚铜牌，铜牌上铸着两个字：
“龙母”。
铜牌一露出来，围观的老人里有好几个脸色变了。一个拄拐杖的老头子往后退了两步，声音发抖：“龙母娘娘索命了……又是三十年……”他说完转身就走，拐杖点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又快又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追他。
我当时不知道“又是三十年”是什么意思，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具女尸的指甲缝里，嵌着青苔——和师父指甲缝里一模一样的青苔。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没往深处想。保长来了之后，让人用门板把女尸抬到了土地庙里，等着家属来认领。可等了三天，没人来。镇上没有人失踪，附近几个村子也问遍了，谁家都没少人。这个年轻女人就像是从江底凭空冒出来的，无根无据，无亲无故。
第四天头上，保长来找我师父。师父在铺子里扎纸人，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