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简介
我叫阿莲，嫁入李家冲的第一夜，便听见井底传来女人的哭声。婆婆说那是风，丈夫说那是梦，可我知道——那是真的。村中那口老井，六十年来淹死过七个媳妇，人人都说是命不好，个个都说是自己想不开。直到我亲眼看见第八个女人被推进井里，才明白这口井里埋着的不是冤魂，而是这个村子世世代代不敢说出口的秘密。那晚，我决定做一件所有死去的女人都没敢做的事——活着爬出去，然后让这口井，永远闭上嘴。
正文
一
我叫阿莲，今年十九岁，嫁到李家冲已经四十三天了。
你问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从我踏进这扇门的第一个晚上起，我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每个深夜，当月色爬上窗棂，村子里的狗开始断断续续地叫，我就能听见那个声音——从院子东边那口老井里传出来的，呜呜咽咽的，像风，又不像风。
是女人的哭声。
我第一次跟我丈夫李德厚说这事的时候，他正背对着我脱鞋。听完我的话，他的手顿了一下，大概停了那么两三个呼吸的工夫，然后继续脱鞋，头都没回，说：“那是风灌进井口的声音，你头回住这种老宅子，不习惯，过阵子就好了。”
我又跟婆婆说。婆婆当时在灶房里熬猪食，手里的大铁勺在锅里搅啊搅，浑浊的热气糊了她半张脸。她听完，铁勺在锅沿上磕了两下，声音又脆又硬：“井是老井，比你公公的爷爷还老。井水干净得很，你少听那些有的没的，传出去让人笑话。”
她说完看了我一眼。就是那一眼，让我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那一眼里头没什么恶意，但也没什么善意，就是那种看东西的眼神——不是看人，是看一件刚买回来的、还不知道好不好用的东西。
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之前，李德厚还娶过一个女人。
这件事没人主动告诉我，是隔壁的春桃嫂说的。春桃嫂住在我家西边，中间隔着一道矮土墙，她经常在墙那边一边剁猪草一边跟我搭话。那天她剁得特别用力，一刀一刀的，像跟那堆红薯藤有仇似的。
“你前面那个，”她说，“叫秀兰。”
我正蹲在墙这边洗衣服，手上的动作没停，但耳朵竖了起来。
“嫁过来多久？”
“不到一年。”春桃嫂的刀顿了一下，“也是个苦命的。”
“她人呢？”我问。
春桃嫂没回答。她开始剁另一把猪草，一刀比一刀重，剁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自己去问你婆婆。”
我没敢问。但我开始留意。
秀兰住过的那间屋子在东厢房，现在堆着些不用的旧家具和粮食缸。我趁婆婆赶集那天偷偷进去看过。屋子不大，靠墙一张老式的拔步床，床栏上雕着些花鸟，漆已经斑驳了。地上有层薄灰，但床板上铺着草席，草席上有个人形的印子，像是有人长期睡在上面的痕迹。我在床板底下摸到一样东西——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一小缕头发，用红绳扎着，已经枯黄了。
我把布包原样放回去，心里像揣了只兔子。
那晚我又听见了井里的声音。不是哭声，这次是水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底下翻了个身，沉重地、缓慢地，搅动着深不见底的黑暗。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李德厚倒是睡得死沉。我看着他平静的侧脸，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像那口井一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底下的东西却深得很。
第二天一早，我趁去井边打水的工夫，趴在井沿上往下看。
井很深。深到下面的水只剩一个小小的亮圈，像一只发白的眼睛，从地底下直直地瞪着我。井壁上长满了青苔，滑腻腻的，散发着一股潮湿的、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的气味。我盯着那个亮圈看了很久，忽然觉得那只眼睛眨了一下。
我吓得往后退了两步，水桶都差点掉进去。
“看不得的。”
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我猛地转身，看见一个老头蹲在井台边的石头上，抽着旱烟。他穿着一件打了无数补丁的黑布褂子，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双眼睛浑浊发黄，但盯着我的时候，亮得吓人。
他是村子最东头的哑巴公公。其实他不哑，只是不爱说话，大家就叫顺了口。
“什么看不得？”我问。
他嘬了一口烟，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慢慢悠悠地升上去，散了。
“这口井，”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过铁皮，“看过井底的女人，都下去了。”
我手里的水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看了我一眼，站起身来，佝偻着背，一步一步地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回头，只说了一句：“你那前面的，下去之前，也在井沿上趴过。”
我站在原地，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查清楚秀兰到底是怎么死的。
二
查清楚这件事，比我想的要难，也比我想的要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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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阿莲，嫁入李家冲的第一夜，便听见井底传来女人的哭声。婆婆说那是风，丈夫说那是梦，可我知道——那是真的。村中那口老井，六十年来淹死过七个媳妇，人人都说是命不好，个个都说是自己想不开。直到我亲眼看见第八个女人被推进井里，才明白这口井里埋着的不是冤魂，而是这个村子世世代代不敢说出口的秘密。那晚，我决定做一件所有死去的女人都没敢做的事——活着爬出去，然后让这口井，永远闭上嘴。
正文
一
我叫阿莲，今年十九岁，嫁到李家冲已经四十三天了。
你问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从我踏进这扇门的第一个晚上起，我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每个深夜，当月色爬上窗棂，村子里的狗开始断断续续地叫，我就能听见那个声音——从院子东边那口老井里传出来的，呜呜咽咽的，像风，又不像风。
是女人的哭声。
我第一次跟我丈夫李德厚说这事的时候，他正背对着我脱鞋。听完我的话，他的手顿了一下，大概停了那么两三个呼吸的工夫，然后继续脱鞋，头都没回，说：“那是风灌进井口的声音，你头回住这种老宅子，不习惯，过阵子就好了。”
我又跟婆婆说。婆婆当时在灶房里熬猪食，手里的大铁勺在锅里搅啊搅，浑浊的热气糊了她半张脸。她听完，铁勺在锅沿上磕了两下，声音又脆又硬：“井是老井，比你公公的爷爷还老。井水干净得很，你少听那些有的没的，传出去让人笑话。”
她说完看了我一眼。就是那一眼，让我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那一眼里头没什么恶意，但也没什么善意，就是那种看东西的眼神——不是看人，是看一件刚买回来的、还不知道好不好用的东西。
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之前，李德厚还娶过一个女人。
这件事没人主动告诉我，是隔壁的春桃嫂说的。春桃嫂住在我家西边，中间隔着一道矮土墙，她经常在墙那边一边剁猪草一边跟我搭话。那天她剁得特别用力，一刀一刀的，像跟那堆红薯藤有仇似的。
“你前面那个，”她说，“叫秀兰。”
我正蹲在墙这边洗衣服，手上的动作没停，但耳朵竖了起来。
“嫁过来多久？”
“不到一年。”春桃嫂的刀顿了一下，“也是个苦命的。”
“她人呢？”我问。
春桃嫂没回答。她开始剁另一把猪草，一刀比一刀重，剁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自己去问你婆婆。”
我没敢问。但我开始留意。
秀兰住过的那间屋子在东厢房，现在堆着些不用的旧家具和粮食缸。我趁婆婆赶集那天偷偷进去看过。屋子不大，靠墙一张老式的拔步床，床栏上雕着些花鸟，漆已经斑驳了。地上有层薄灰，但床板上铺着草席，草席上有个人形的印子，像是有人长期睡在上面的痕迹。我在床板底下摸到一样东西——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一小缕头发，用红绳扎着，已经枯黄了。
我把布包原样放回去，心里像揣了只兔子。
那晚我又听见了井里的声音。不是哭声，这次是水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底下翻了个身，沉重地、缓慢地，搅动着深不见底的黑暗。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李德厚倒是睡得死沉。我看着他平静的侧脸，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像那口井一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底下的东西却深得很。
第二天一早，我趁去井边打水的工夫，趴在井沿上往下看。
井很深。深到下面的水只剩一个小小的亮圈，像一只发白的眼睛，从地底下直直地瞪着我。井壁上长满了青苔，滑腻腻的，散发着一股潮湿的、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的气味。我盯着那个亮圈看了很久，忽然觉得那只眼睛眨了一下。
我吓得往后退了两步，水桶都差点掉进去。
“看不得的。”
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我猛地转身，看见一个老头蹲在井台边的石头上，抽着旱烟。他穿着一件打了无数补丁的黑布褂子，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双眼睛浑浊发黄，但盯着我的时候，亮得吓人。
他是村子最东头的哑巴公公。其实他不哑，只是不爱说话，大家就叫顺了口。
“什么看不得？”我问。
他嘬了一口烟，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慢慢悠悠地升上去，散了。
“这口井，”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过铁皮，“看过井底的女人，都下去了。”
我手里的水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看了我一眼，站起身来，佝偻着背，一步一步地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回头，只说了一句：“你那前面的，下去之前，也在井沿上趴过。”
我站在原地，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查清楚秀兰到底是怎么死的。
二
查清楚这件事，比我想的要难，也比我想的要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