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库存呢,我买了批钉子,便宜。”

    王城心里有数了。五七年关门的店,五八年怎么可能开出八百元的发票?

    与此同时,刘浪那边也在行动。

    小王扮成收破烂的,蹬着辆破三轮,在街道办附近转悠了三天。

    他二十出头,长得憨厚,一口外地口音,没人注意他。

    “收破烂喽!破铜烂铁废纸箱——”小王拖着长音吆喝。

    街道办后门有个垃圾堆,每天下午四点,清洁工会把办公室的垃圾倒在那儿。

    小王观察了两天,摸清了规律。

    第三天下午,清洁工刚倒完垃圾离开,小王就凑过去,假装翻找值钱的东西。

    实际上,他专门找撕碎的纸片。

    一堆废纸里,有几页撕碎又揉成团的纸。

    小王趁没人注意,快速捡起来塞进怀里。

    继续翻了半小时,捡了些废纸板做掩护,这才蹬着车离开。

    回到轧钢厂保卫科,刘浪已经等在办公室。小王关上门,把怀里的碎纸掏出来,摊在桌上。

    “刘科长,你看这个。”

    碎纸片有十几片,大小不一。

    刘浪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拼起来。是一份礼单,上面写着:

    “潘主任公子新婚之喜贺仪:

    张记饭馆 二十元

    李记裁缝 十五元

    王记杂货 十元

    刘老太太 五元

    赵木匠 十元

    ……”

    潘高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傻子,至今未婚,小儿子结婚一年了。

    总共二十多个人名,金额从五元到二十元不等,总计三百二十元。最下面是日期: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

    “潘主任”自然就是潘高成。

    刘浪记得很清楚,潘高成的儿子就是去年十月结的婚,在街道食堂摆了十桌,很是风光。

    “还有这个。”小王又从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笔记本,封面已经磨损,“在垃圾堆最底下找到的,用油布包着,估计是忘了处理。”

    刘浪接过笔记本,翻开。

    是潘高成的工作日记,从一九五八年记到今年。前面都是日常工作记录,但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出现了特别的内容。

    “三月五日,张记送‘管理费’十元,记。”

    “四月二日,李裁缝送五元,说是‘卫生费’,笑纳。”

    “五月十日,刘老太为办低保,送鸡蛋二十个,猪肉二斤。”

    “六月十五日,帮王麻子办个体执照,收五十元。此人曾投机倒把,须谨慎。”

    一页页翻过去,刘浪的脸色越来越冷。

    潘高成的受贿记录清清楚楚,时间、人物、金额、事由,甚至有些还注明了“已摆平”“需注意”等字样。

    “这孙子,”刘浪合上笔记本,“真是胆大包天。”

    “刘科长,还继续查吗?”小王问。

    “查!”刘浪斩钉截铁,“把他所有关系网都挖出来。特别是那个办个体执照的王麻子,投机倒把是重罪,潘高成敢收钱帮他办事,这是往枪口上撞。”

    第七天晚上,轧钢厂小会议室灯火通明。

    王城和刘浪把各自收集的材料摊在长条桌上,足足铺满了半张桌子。

    “燎原小学这边,刘校长贪污基建款证据确凿。”王城指着几张单据,“假发票这张是关键,红星建材店五七年就关门了。另外,我找了三个老师谈话,他们都承认被迫做假账,每人分了三十元封口费。”

    “有书面证词吗?”刘浪问。

    “有。”王城拿出三份按了手印的材料,“他们怕被牵连,都愿意作证。刘校长总共贪了一千二百元,这是六一年到六三年的。六一年之前的账目更乱,但时间太久,难查。”

    刘浪点头,把自己的材料推过去:“街道办这边,潘高成受贿记录完整,涉及商户十二家,居民九户,总额八百四十五元六角。其中最大一笔是帮王麻子办执照收的五十元——王麻子真名叫王有福,六二年因投机倒把被拘留过,后来不知怎么放出来了。”

    “王麻子现在在哪儿?”

    “开了个修车铺,就在街道办斜对面。”刘浪冷笑,“我去看过,铺子里不光修车,还倒卖自行车零件、汽油票。生意红火得很。”

    王城拿起潘高成的工作日记,翻了几页:“这孙子,记得真详细。连刘老太太送的鸡蛋多少个都记,这是多贪啊。”

    “还有这个。”刘浪又递上一份材料,“我让小李去区监委查了潘高成的档案。他五八年就是街道办副主任,六一年转正。期间有三次群众举报,都被压下来了。一次说他生活作风问题,一次说滥用职权,还有一次直接说他贪污。但调查结论都是‘查无实据’。”

    “谁压的?”

    刘浪指着一个名字:“区里有人。这人去年调走了,但现在还在系统内。”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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