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枫手中卷封上有座位号，甲午。这是按照天干地支排布，但是看惯了阿拉伯数字的朱王枫对此还是茫然的很，幸好有小吏引起了座位，不然找座都是一件麻烦事。
场内设了十排简易座位，一张长桌，一张椅子，仅此而已。
但这已经算是条件好的。最惨的边远州县，连最起码的桌椅都没有，需要考生自备。可参加考试的还有很多来自乡村的考生，这时候也没有四通八达的马路，不少人要翻山越岭来县城考试，扛条板凳也就罢了，自带桌子是万万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到县城之后，非得各展神通，想尽办法去借一套。可小小的县城里哪有那么多桌椅？借不到的只好退而求其次，借块门板或者切菜板，甚至是棺材板、木头墩什么的，再整几块砖头拿着进场。 到时候把砖头分成两摞，一摞搁案板，一摞搁屁股，然后就这么趴在上面答卷，若是不幸赶上刚下过雨，脚腕都能陷进泥里去……真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啊。
王枫坐在座位上，将笔墨纸砚一一摆好，然后才打开试卷。
一共是十一页，第一页是封面，县考没那么严格，考生情况就直接写在封面上，并没有采用‘糊名’、更不必‘誊写’。王枫看到封面上有个号戳，戳上写着‘县考甲午号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写道：‘王枫，年十二岁。偏瘦略矮，面白无须，容貌甚佳。民籍。以及曾祖祖父以和父亲名字。认保人李庆才。’
打开后封面，另外十页才是答题的地方，每页十四竖行，每行十八个红格，一个格写一个字。此外还有几页草稿纸。
只是却并没有看到试题题目，飞有些疑惑，正要举手示意询问考官，却看到有数位衙役用牌灯巡行场内，两位衙役并力高举一个大木板子巡回展示，本场考试题目正是贴在了这张大木板上。
原来如此，王枫恍然大悟。
木板上第一行是一篇时文的题目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按说大明朝只重时文，标准都是考两篇八股文的，但县府一级的考试自由度大，县令是可以出一首试贴诗代替时文的。
试题一出，原本鸦雀无声的考场中，却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倒抽冷气声。县令便看到许多学生面色煞白、如丧考妣，显然是被自己出的题目骇到了，不由微微的得意一笑……
县试虽是大明朝最初级的考试，但因由知县命题，且自主性很大，所以也是最不靠谱的考试……有的县令很懒，随便从经书上找句话应付，有时甚至与考生平时背诵的程文完全相同。因为法律并没规定不许‘剿袭’，所以正好背过那篇的考生，只需将其默写下来既可，而且哪个考官也不敢不取——要知道不是谁作一篇都可以称为‘程文程墨’的，那都是时文大家、历代翰林所作，你敢说个‘孬’字吗？
取是取了，也不犯法。可对出题人来说，却是十分丢人的……国家为选材计，花了这么大人力物力举行考试，你就出了这么个程文满天飞的题目，能考出什么东西来？
实际上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作为题库的四书五经就那么几万字，全国一级级那么多考试，都要从其中出题，除了那些犯讳的话之外，哪一句没有用过？
国初还好说些，毕竟刚刚开始，题目不多，只要去书店买全套程文回来，翻一翻目录，就能做到不重样。
但到了前代正德年间，出题官便开始窘迫了……因为历年程文积压太多，他们买不起。
实际上就算不差钱，也不可能买全了。
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有位被逼急了的老兄，便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句子中各提取一半，组成一个没人见过的新句子出题，美其名曰‘截搭题’。要知道排列组合是无穷尽的，所以立刻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到了嘉靖中叶后，朝廷干脆承认了这种搞法，颁布法令曰：‘正考必出大题，预考可出小题。’乡试以上称为正考，以下则是预考。所谓大题便是形式与文意完整的句子，小题就是截搭题。
即使没做过八股文的也能看出来，小题因为割裂经文，牛头鹿身，在士子看来，往往题意难明，题情难得，在破题时但有毫发之差，写出来的文章便去了千里之外，所以时人皆认为‘小题难于大题’。
现在李县令所出的，便是一道截搭题，而且是变态的‘书’、‘经’混搭，无怪乎大部分考生一看题就想回家。 但也有几个例外的，比如说坐在四排的哪位少年，微微沉吟片刻后，便面露微笑，开始提笔在稿纸上疾书，显然已经成功破题疯狂角色。比如说坐在八排的李斐，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也已经开始面色凝重的提笔书写。 还有几个年纪大些的童生也陆续解题完毕，开始构思文章。
这时文，虽然王枫未曾破过题，但也很快构思成熟，若是写起来根本不费什么时间，所以也不急于一时。王枫将题目用小楷工整的抄在草稿纸上，就开始看本场考试的最后一个题目。
最后一个题目是试帖诗的题目，是一句古诗《惊雉逐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