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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从未给我打过电话,因为她不知晓我在哪里,我的电话是多少。她做过关于我的梦,都是我背着一个旅行包,浑身是汗,在辛苦赶路。“我的六姑娘是一个在路上的人。”这是有人向她问起我时,她说的话。

    我长年在国外,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问候她。可是近几年,给她打电话少了。小姐姐倒是经常从伦敦给母亲打长途电话,然后小姐姐告诉我母亲的情况。

    一个多月前,我坐在手提电脑前,窗外是连绵的青山。那是一个小旅馆,位于意大利中部深山,海拔很高,几百年的松树雪杉成片,房子更古老,生有藤壶爬满常春藤。此地开车不到一个小时有温泉,也离海边不远。

    来这儿旅游的是知根底的意大利人。餐馆的厨师做过威尼斯著名的哈利吧餐馆大厨,那地方菜价好贵,海明威在那儿夜夜用酒浇灌自己的灵感,创作《穿过丛林的河流》。因为经常酩酊大醉,这小说是他所有小说里最糟的。

    我写了大半年的小说,讲旧上海一对少男少女与魔术的故事,这小说曾一再中断。在意大利深山里,我渐渐安下心。

    从七月到八月,正值意大利节日,每晚山下广场里搭台演出,吵闹非凡。我在旅馆的电脑里查看信件。邮箱里有近千封信,大半是垃圾。二姐的儿子写给伦敦的小姐姐的女儿的信,是抄送给我的:

    妈妈要我转告你们,外婆已经卧床不起了,半个月都没吃什么东西,就喝点牛奶,在住院。妈妈说是因为想念你妈妈和六姨,每天都念念不忘,请设法转告她们。

    我坐上老式电梯,往自己房间走。

    我拨了母亲的电话。这儿是凌晨一点,中国正是上午。照顾母亲的五嫂接电话,说母亲住过医院,刚回家,却不吃饭。我让她把电话给母亲。

    母亲问我在哪里,说好想我。

    我说我在意大利深山里,要九月初才能写完小说回中国。

    母亲说,“六妹,我等你。”

    她这话让我心非常不安。

    第二次通话时,母亲说,“我吃了东西,六妹你早点回来吧。打电话太费钱,妈妈知你在外好些事都难,自己要照顾自己。”就搁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来,发现自己的双眼不知不觉湿透了。

    2

    与母亲通完电话的十天后,我飞回北京,来不及休息,马不停蹄地飞回重庆。

    邻居们看着我上楼梯,悄声议论。我推开门,穿过客厅,到母亲卧室门前,她双眼深陷,脸几乎都脱了形,从床上坐起来,痴痴地望着我。我眼泪往外涌,赶快扭过头去,再转过来时,朝母亲露出笑容。

    母亲说,“是我的六姑娘回来了!”她朝我笑,重新躺下。床往中间陷得厉害,使她变成一小团,那个曾经靠自己的体力辛苦挣钱养活这一大家子的母亲,不见了,脸色苍白,头发凌乱飘在脸颊,病歪歪躺在床上,不能做饭洗衣,甚至吃饭穿衣都困难。

    床上堆的东西太多,什么衣服枕头毯子,旁边的旧竹椅上也同样堆得满满的。那天晚饭就五嫂、我和母亲三人。

    五嫂把母亲的饭端到床边,喂她,她一口接一口地吃着。

    “妈今天胃口比平常好。”五嫂说。

    床边的桌子,也是1996年我回家时买的书桌,我坐在上面写关于这个家的书,桌上放有一个大框子,有纸壳包着,背着人放,沾满了灰尘。左墙上是父亲的遗像,二十来寸,也蒙了灰尘。

    1999年夏天父亲过世,是三哥三嫂选的父亲的照片,去照相馆放大。八十来岁,有零星的胡须,下巴也有胡须,可看到眼角脖子的皱纹,一个经历沧桑的大好人。印象中父亲眼睛比这照片亮,透着睿智、善良和包容,很像他的为人。

    那天天黑得早,刺眼的灯光下,房间乱又脏。我先是把不太需要的被子毯子等东西放入衣柜。我拎来一桶水,用抹布擦桌子,想将包着的纸壳拆掉,看一眼母亲,她沉静地望着窗外。母亲既然背着框子,还留有纸壳,就是不想让人看。那我应尊重母亲的想法,不要撕掉纸壳。于是,我只是把框上的灰尘擦干净。

    五嫂起码有半个月甚至更久没有做过清洁卫生。窗框和窗帘黑灰积了一层,取下窗帘放到洗衣机里。阳台栏杆上有一盆小桃红和一盆茉莉,焦黄枯干,顶篷也烂掉一块,漏下雨水的地方长有青苔。一角堆有竹床和烂木柴,还有些破烂的塑料布,铺有厚厚一层灰。母亲房里旧式箱子有三个,整齐地叠放在墙边,搭了由浅到深的红布,也有一层灰。小时觉得那些箱子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地,母亲每次拿东西后,都要上锁。有一回大姐趁家中无人,拿来家什把锁拗开,装了一背篓的东西走。事发后,母亲骂大姐是不成气的败家子,永远不长大。

    靠床的写字桌,也是脏黑油污得要命。抽屉里更是又脏又乱,什么瓶子小缸子,半截米花糖几片饼干,一堆旧报纸,一看全是1996年夏天的,那是我住在家里看过的旧报纸,妈妈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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