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大梁国朝的体制,广府留守分司不但总辖岭东、岭西两道,安南都护府、南中都督府等边镇,骠国、水陆真腊、林邑、呋喃故地的沿海领土;同时也是间接调控和影响着,广大南海、外域等地数百上千诸侯外藩的海陆枢

    纽所在。

    因此,哪怕远离北方的朝堂中枢,以及对抗关内北唐的关键前沿,依旧拥有显赫的权柄和及其重要的地位。故而在留司的权力设置上,同样不可能专付个人,而采取了类比小政事堂,以多位不同职责的重臣,进行重大事项的

    合议制。

    以确保大小相制、异论相揽的权衡架构,不会让任何一个留守重臣,有一家独大的机会。因此,名义上总筹留司的首席重臣,乃是国朝宰辅出身,官拜尚书左仆射、录尚书事的皇甫季荪,但他更倾向暂离中枢,在此闲赋养老

    的存在。

    基本不参合日常庶务,只接受留都六部侍郎,及诸寺署监的例行汇报和朝堂邸文。其次是大梁国族出身的孝感王梁浜,当代洛都摄政/大相国的胞弟;但同样因某种避嫌故,平日主要执领宗藩院事,对接南海、外域的各大公

    室、藩长。

    因此,权知广州大都督的崔敬之,才是日常长驻留司,主持局面的方面重臣;同时,也节制广府内外的诸卫、屯营、巡城人马;以及外州的团结、团练、镇防各军的驻守调防。但这同样也是颇为敏感,甚至需要有所避嫌的领

    域所在。

    因此,在大都督崔敬之以外,还有一位内朝秘书省出身的天章阁直学士,专理军国机要及官吏考绩;一位督理留都分司御史察院的侍御使,监察三司使以下的官民将吏;一位三司使院出身的事,署理海陆转运及税赋核计

    诸事。

    而作为留司次席、三席、四席的天章学士、分司御史和使院判事,同样也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部属和吏员,乃至拥有各自署编配的护卫和专属亲从武装。他们也被统称为二贵/四长,代表了大梁国朝在岭外,南海之地的全权

    专任之责。

    除此之外,又有诸如广州府少尹,南宫苑使,宗藩院、武德司;海兵署、光荣水师本部等;同样拥有一部分武装护卫的存在。从而构成广府五城十二区内外,至少十几路不同归属和背景的大小武装,犬牙交错、相互制约的日

    常局面。

    虽然,这种叠屋架床式的多重架构,以及职分、权责上的交相套娃;不免大大影响了留都分司的日常运转,明显延迟了响应各种事态的效率。但也从根源上有效预防和限制了,任何一方势力过于膨胀独大,乃至尾大不掉的风

    险所在。

    但就在这个雨水绵连的夜晚,这种分权合议体制所积累下来的潜在弊端,却成为当下广州大都督府的无形桎梏与束缚;若要调集留都境内的六部、诸寺署之力,就绕不开正在城外别苑中,修养天年的留司之首,尚书左仆射皇

    甫季荪。

    想要差遣广府境内的诸侯藩兵,大梁公室的卫队、护军;就必须得到国族出身的小宗伯,孝感王梁浜的押印和联署。想要获取两岭三司四使的全力配合,就必须得到次席天章学士、分司御史和使院判事,至少其中两人的支持

    和背书。

    但在这个喧嚣纷乱的雨夜,身为广府大都督的崔敬之却发现,除了自己亲熟的部属将吏,其他几位留司重臣,都因为各种缘由未能到场,或是指望不上了。就像行留都分司的尚书左仆射皇甫季荪,一到雨季就湿痹复发只能在

    府养病。

    偶然遇上的年节贺表、千秋万寿的贡文,都是事先写好了,再到府上取来联署用印的。而署理宗藩事务的孝感王梁浜,说忙碌很忙碌,说清闲也很清闲,终日与诸侯外藩大宴小宴,夜夜笙歌,作乐达旦,就没有多少闲空到留

    司听事。

    因此,通常情况下都是委派其世子,官拜广府宗正司内史的金城公梁公宜,前来广州大都督府/留司点卯一二。然而,接下来的“四管”之中,三席的留都察院侍御史魏岑,数日前就在外巡察地方,如今大概率已经走到了岭西

    道桂州。

    第四席的三司判事卢景,正督运输供北地的资粮和诸侯外藩的年贡,坐镇在韶州一时半会不会赶着回来。因此,只剩次席的天章阁直学士宋砚,尚在广府上城用事;但此时他却没回复,也未主动派人前来解释;这就有些异乎

    寻常了。

    派去上城的人回复,宋学士此刻不在的署衙,连贴身书吏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心腹参军事的声音带着紧张,“书吏说,宋大人早间还在批看‘贡选册',午间却突然有急事,带着文书副册,却是没说去向,事后也未曾返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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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话,崔敬之森严庄重的面皮,不由微微抽动。按照过往的惯例,就算“四管”半数成员不在,身为留司首席崔敬之的签押,加上其他三席中的任何一位副署,都够及时的调整部属,及时和应对各种日常的突发状况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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