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里,谭嗣同给我写信越来越频繁。

    在信中,谭嗣同不断向我倾诉,他对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和礼教、理学的不满。

    比如,他信中写道,“礼教、理学既害人,也害国”;“天常变,道亦应常变”;“三纲五常钳制天下,杀人灵魂”;“君权非神授,实为民授”之类的话。

    信中的每一字、每一行,我都能感受到谭嗣同那焦灼的心。

    他在信中还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太愚昧。

    这是因为国民苦读的书,翻来覆去就是《四书章句集注》那几本科举必考之书,把思维都固化了。

    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先从教育着手。

    于是,他和唐才常在湖南设立算学社,免费传授西方的数理化等知识。还在南台书院设立历史、政治、地理等新式课程。

    虽然,效果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但谭嗣同和唐才常一直在坚持。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初春,我终于再次见到了谭嗣同。

    那天上午,在源顺镖局里,我躺在躺椅上,正吃着花生。

    看门的老张突然小跑进来,喊道:“四当家的,有两个朋友来看你。”

    “是谁?”

    话音刚落,两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正是谭嗣同和康寿延。

    “复生!寿延!”

    见到这两个故友,我急忙起身,眼泪差点掉下来。

    “老侠,你还是一点没变啊。不过,你这胡须该修剪了。”

    康寿延上前,热情地拥抱着我。

    谭嗣同亦走来,拍了拍我肩膀,眼眶突然泛红了。

    “是啊,我一直这样。你胖了不少,但复生瘦了许多。”

    我仔细端详着两人。只见康寿延那脸,都胖成了西瓜。而谭嗣同明显消瘦不少,只有那眼睛依旧坚毅、明亮。

    “李闰,她好吗?”

    “她很好。和我一起在湖南教书,她很开心。”

    “寿延,你那洋媳妇这里轱辘多呢?怎么不带她来北京,让兄弟们认识认识?”

    康寿延笑嘻嘻地说道:“她在香港忙自己的事情。下次吧,下次一定。”

    谭嗣同问道:“我大哥不在镖局吗?”

    “不在,几天前,镖局接了个单子。师父领着大师兄去押镖了。”

    “源顺镖局也算是老字号了,怎么还让我大哥亲自押镖啊?”

    我不禁苦笑,说道:“什么老字号。哎,镖师和趟子手都走了三分之二了。”

    “为什么?”

    “你们有所不知,唐津铁路都连接到北京了。这铁路越长,我们镖局的生意就越难做。

    很多镖师和趟子手纷纷改行,有的去当了护院,有的去码头搬货,有的回乡务农去了。

    好不容易接个大单子,我师父放心不下,便亲自带队护送,免得出了差池。”

    “啊!怪不得进来的时候,感觉镖局里冷冷清清的,好多房子看上去,好像都没人居住。”

    “不聊这些了。对了,你们这次来……”

    “来找我哥的。”

    我看着康寿延,疑惑地问道:“你哥是哪位?”

    “你在北京,应该听过他的名字。我哥就是康有为。”

    “啊,康先生是你哥?是亲哥吗?”

    “不是,是堂哥。我还有个堂弟叫康广仁,和我堂哥才是亲兄弟。广仁现在也在北京,和我堂哥在一起。”

    谭嗣同笑着说道:“我在湖南时,初听到康先生呼吁举人们联名上书,抗议签约,要求变法,就十分佩服。

    后来读到康先生的万言书,又听到康先生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更是心仪已久。这次便拉着寿延一起进京,为我向康先生引荐。”

    哦,原来如此。

    自从官员、举人们上书,被清廷所拒绝后,康有为便将自己写的万言书印刷无数份,到处赠人。

    不久,举人们会试的结果发榜,康有为中得进士,被授工部主事,便留在北京,和自己的弟子梁启超等人举办《万国公报》,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声望大涨。

    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康有为和陈炽呼吁发起强学会,议论时政,呼吁变法。

    在帝师翁同龢的支持下,强学会的声名大起。好多实权派人物纷纷捐钱入会,或成为赞助人。

    比如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淮军统领聂士成、毅军统领宋庆各捐三千银元。

    连李鸿章也要捐两千银元入会,结果被拒绝。

    《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后,京城中谈论时事之风渐浓。甚至在茶馆之中,也有人公开议论朝廷之事,评价朝廷大臣。

    我和师父听多了,也听出了一些门道,才知道朝廷内部也像武林中一样,党派林立。

    最主要的便是听命于慈禧太后的后党,和听命于光绪皇帝的帝党。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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