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上,地势比周围高出丈余,从坡顶可以俯瞰周围的农田。一条小溪从村前流过,溪水很浅,小石子都露出了水面,乱七八杂地堆在溪底。溪上架着一座木桥,桥板已经被拆掉了,只剩下两根残存的桥桩孤零零地立在溪水里,像两根腐烂的残肢。

    村民们在黄巾军围城的第二天就得到了风声,把全村的壮丁集中起来,在土墙后面挖了一条深沟,作为第二道防线。

    可他们的对手是三千黄巾军——三千人,拿着刀枪,穿着铠甲,有攻城器械——而他们只有一百多个壮丁,手里的武器是锄头、镰刀、菜刀、扁担。

    张曲部的主将名叫张白骑,因为他骑着一匹白色的战马,在军中特别好认。他三十五六岁,身材高大,面目黝黑,脸上有几道深深浅浅的伤疤,是早年间在河东一带打家劫舍留下来的。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皮甲,皮甲外罩着一件黄色的罩袍,罩袍上写着“太平道”三个大字,字迹潦草,像是匆忙写上去的。他站在溪岸边,手里握着一柄长矛,矛尖上还有昨天攻城时留下来的血垢,黑乎乎的,洗不掉了。

    他朝身后一挥手。

    “上!”

    三千黄巾军趟过那条没水的小溪,迎着大李庄村矮得连小孩都能翻的土墙扑了过去。

    箭矢先到。

    队中弓手朝村里的土墙上放了一轮箭,箭矢稀稀拉拉的,有的扎在了土墙上,有的落在墙头,有的越过土墙落进了村子里。村里传来几声惊叫,有人的,也混着小孩的哭喊。

    土墙后面,壮丁们手里握着农具,躲在墙根底下,不敢露头。一个年纪大些的壮丁探出脑袋朝墙外看了一眼,正好一支箭擦着他的头皮飞过,把他头顶的毡帽射飞了,落在墙头上,风一吹就在墙头上呼呼地翻了个,狼狈极了。他吓得一缩脖子,蹲在墙根下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手指抖得像筛糠一样。

    “上!上!上!”

    张白骑带头冲了上去。他踩着溪底的碎石,趟过浅溪,水花四溅。靴子上全是泥水,他顾不上看脚下,眼睛盯着前方的土墙。他身后的三千人像是一群被捅了窝的马蜂,嗡嗡地涌了上去。

    土墙连第一波冲击都没撑住。

    张白骑第一个翻过土墙,长矛朝前一捅,刺穿了一个壮丁的胸膛。那人手里的锄头还举着,没来得及落下来,身子就软了,锄头掉在地上,砸在脚上,把脚趾砸得稀烂。他的嘴里涌出一大口血,染红了身边的泥土。

    村子里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壮丁们有的被长矛捅死,有的被刀砍死,有的被推倒在地踩死。弓箭手们爬上土墙,居高临下地朝村子里放箭,不管什么人,看见就射。

    一个老妇人从屋里跑出来,手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一支箭射中了她的肩膀,她踉跄了一下,可没有倒下去,还是抱着孩子往外跑。又一支箭射中了她的腿,她摔倒了,孩子从她怀里滚了出去,哇哇大哭。

    一个黄巾士兵冲上去捡起孩子,那孩子的脸上沾满了灰土和泥巴,大眼睛惊恐地看着那个满脸胡茬的黄巾兵,小嘴瘪了瘪,又哭了出来。黄巾兵把孩子高高举起来,朝地上一摔。

    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

    大李庄村在半个时辰后被彻底占领。

    男人们被杀了一半,剩下的被五花大绑,一串一串地拉着走,像牲口一样被赶到村外的空地上。女人们哭喊着、咒骂着,被押着从屋里拖出来,头发被扯散了,乱蓬蓬地披在肩上。

    张白骑站在村子中央,踩着一堆还在冒烟的瓦砾,长矛拄在地上,看着手下把一袋袋粮食从村里的地窖里搬出来。粮食不多,大多是粗粮和杂豆,有一些是去年的陈粮,甚至有些发霉了,有股酸臭味。可在黄巾军眼里,这些就是命——是能让他们多活几天的命。

    “烧。”张白骑下了命令。

    火把扔进屋子,干透了的木料立刻烧了起来,火苗窜得老高,噼里啪啦地响着。火焰从窗口窜出来,舔着屋檐上的枯草,浓烟滚滚,黑色的,呛人的。几座草房烧得最旺,草屋顶像一堆干柴被点燃了,轰的一声塌了下去,火星子溅得到处都是。

    张白骑站在那片火光和烟雾中,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一切。

    他没有兴奋,没有愤怒,没有悲伤。

    他只是在做他该做的事。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他已经习惯了一切。

    这世间没有什么比为了活下去而杀人更让人麻木的事了。

    烧、杀、抢、掠——这些事,他已经做过太多太多遍了。多到他已经分不清自己杀过多少人,抢过多少东西,烧过多少房子。

    他只知道自己还活着。

    和他一起活着的弟兄们也都在。

    为了活下去,什么都可以做。

    正南方向二十里外的赵家坞,杨曲部的三千人也打得正酣。

    赵家坞和寻常村子不一样。坞壁不是那种土墙围起来的普通村落,而是一座真正的城堡。坞主是本地的豪强地主赵桓,家中蓄有部曲,养着几百名私家武装。坞壁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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