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8章 世纪婚礼现场的巨头们(1/3)

    转眼间，时间过去了一个晚上。2月16日清晨，维多利亚港的海雾尚未散尽，香江却已苏醒。从皇后大道到弥敦道，从太平山顶到九龙城寨，全城目光聚焦于半岛酒店。许多市民发现，今天从港岛到...林浩然没有立刻回应，只是缓缓放下手中那杯早已凉透的红茶，指尖在白瓷杯沿轻轻一叩，发出极轻却极沉的一声“嗒”。窗外，达拉斯的暮色已彻底沉落，整座城市被万千灯火点亮，像一片悬浮于夜空之上的星海。文艺复兴大厦顶层的玻璃幕墙映着流光，也映出他侧脸冷峻而深邃的轮廓。他没有看张中谋，目光落在远处德州仪器总部大楼那栋棱角分明的玻璃塔尖上——那座象征着半个世纪工业荣光的堡垒，此刻正安静地矗立在城市的另一端，沉默如山。“张先生，”他终于开口，声音低而稳，不带一丝起伏，“您刚才说，香江是一片荒漠。”张中谋微微颔首，没有否认。林浩然却忽然笑了，不是讽刺，不是敷衍，而是一种近乎悲悯的、带着历史纵深感的笑意：“可您知道吗？1947年，贝尔实验室里那三个人，在普林斯顿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地下室里搭起第一台点接触晶体管原型机时，整个世界都以为他们是在玩火柴棍搭积木。那时候的硅谷？连‘硅’这个词都还没写进教科书。1952年，东芝在东京一栋租来的旧仓库里试产第一块锗二极管，工人用搪瓷盆装原料，工程师蹲在地上画版图——那仓库连恒温系统都没有，夏天四十度，冬天零下五度。您说那是土壤？那不过是水泥地、铁皮顶、几盏昏黄灯泡罢了。”他顿了顿，目光终于转向张中谋，眼底有光，锐利如刀锋出鞘：“土壤从来不是天赐的。是人一脚一脚踩出来的，是血一滴一滴渗进去的，是钱一美元一美元砸下去、再用十年二十年熬出来的。您说香江没产业链？可您有没有算过，过去五年，香江每年半导体相关进口额增长多少？去年是三十七亿美金，前年是二十九亿，再往前翻——整整翻了四倍。这不是需求？这不是信号？这不是正在被资本和市场亲手开垦的处女地？”张中谋瞳孔微缩，指尖无意识地在桌沿敲了一下。林浩然没给他接话的机会，继续道：“您说人才难聚？可您知不知道，过去三年，仅从美国高校毕业的华裔半导体博士，回国或赴港者不足百分之八。剩下九十二人，去哪儿了？去硅谷拿期权，去奥斯汀当技术主管，去慕尼黑搞车规芯片——但您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不去？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怕平台小，怕没资源，怕十年后还在改一个封装脚本，怕一生只做一个IP核的维护工程师。可如果——”他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得更低，却更重，“如果香江出现一家公司，它不叫‘甲骨文’，它就叫‘甲骨文’；它不许诺给你安稳，但它承诺：你设计的第一颗SoC，流片失败，奖金照发；你带队攻克的图像传感器堆叠工艺，一旦量产，核心团队直接持股百分之三点二；你在达拉斯做的EdA算法优化，两年内能反哺到东京实验室的AI加速器架构里——您说，那些人，还会觉得香江是荒漠吗？”包厢里静得能听见空调送风的微响。张中谋喉结动了动，没说话，但呼吸明显沉了一分。林浩然却已收势，靠回椅背，语气复又平缓：“所以，张先生，我不是否认现实。我比谁都清楚，香江今天没有晶圆厂，没有光刻胶产线，没有本土设备商，甚至连一家像样的封测厂都要靠台湾代工。可正因为一无所有，才最干净。没有既得利益者的掣肘，没有陈腐流程的枷锁，没有‘我们一直这么干’的思维惯性。您在德州仪器，见过多少次技术路线投票？多少次因为‘风险不可控’砍掉一个前瞻性项目？多少次，一个年轻工程师提出的异构计算架构，刚写完PPT就被财务部用RoI模型判了死刑？”他停顿两秒，嘴角扬起一丝极淡的弧度：“而甲骨文，从第一天起就不设‘技术委员会’。只有一个‘破壁组’，由您亲自领衔，直报董事会，预算单列，三年不考核KPI，只看三条：有没有新专利，有没有新客户，有没有新人才跟着您来。您想烧钱？烧。您想招人？招。您想把实验室建在新加坡、把设计中心放在苏黎世、把验证团队派去爱丁堡——只要逻辑自洽，我批。但前提是——”他目光如钉，“您得答应我一件事。”张中谋下意识坐直了身体。“您得把家搬回香江。”林浩然说，“不是挂个名，不是每年飞两次开个会。是真搬。孩子转学培正，太太在中环置办房产，您自己在数码港租一层楼，周末带孙子去维多利亚公园喂鸽子，清晨在西环码头买一碗云吞面——您得让所有人看见，张中谋，这位德州仪器全球副总裁，不是来香江‘扶贫’的，他是回家。”空气仿佛凝滞了一瞬。张中谋怔住了。不是为这条件本身，而是为这句话里裹挟的、近乎蛮横的真实感——它不谈股权比例，不谈签字权，不谈董事会席位，只谈一种扎根的姿态。一种用生活细节写就的契约。他忽然想起自己六岁那年，随家人乘船抵港。码头上咸湿的海风灌满衣袖，母亲牵着他手，指着远处山顶的太平山说：“阿谋，以后这就是你的山。”后来战火烧到粤东，全家仓皇离港，再回去已是十年后。而今五十一年过去，山还在，海还在，可当年那个攥着半块麦芽糖仰望山影的小男孩，早被德州仪器的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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