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默斯说的没错。哈佛的确有这个想法。余切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他的影响力让他的学术上限没有天花板。这比那些只知道埋头苦干的学者要优越得多。三十号,众人抵达德国林岛,参加当地的学术盛典。余切的受欢迎程度让这些美国人感到羡慕,现场聚集了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从全球各地前来的数百名研究员。这些人得知余切来后,纷纷邀请他参加聚会,科尔奈和萨默斯也很受欢迎,但远不如余切。在当天的晚宴上,瑞典的一位皇室伯爵说:“这个会议在世界上并不出名,因为这是研究者之间的聚会,在我们所在的行业当中,它如雷贯耳......自从1951年,第一届大会举办以来,有许多人类历史上的巨星来到过这里,但即便是和那些人比起来,我们今天也有不逊色于他们的人。”“我们的心中一定有至少一个人的名字,这代表学者中的学者,希腊神话中的卡桑德拉(希腊神话里,拥有预言能力的某个人物)。恭喜你们,和这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现场沉默片刻,很多人都把目光看向了余切。这和林岛会议的性质有关。其五年举行一次,主题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但这些理工科如今已经很难出现一人“独断万古”的情况了,反而是早已式微的文学,近年来却出现了余切这样的人。两德统一后,借助西方发达的传媒,余切已经被公认为“马尔克斯”后最伟大的作家。人的名,树的影。虽然都是诺奖获得者,也有觉得自愧不如的时候。谁能谈得上“时代”两个字?大多数人脑海里肯定不止有一个名字,但是都有“余切”的名字。演讲结束后,科尔奈用了一个玩笑来形容这种情况:“谁是我们最信任的人?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之后你还能想得出的第三个名字————那个人就是你真正信任的人。”余切忍不住笑了。为什么?因为这套逻辑后来在中国的生物诺贝尔奖上也起了作用。当时诺奖的评委会找不到谁才是“青蒿素”的发明人,他们向中国各大有关联的研究机构发出函件,询问“谁才是发明人?”结果大多数机构都说自己是发明人。于是,评委会改了一种问法,变成了“列举几个你们认为最关键的发明人。”不出所料,回函的名字里总有“屠女士”几个字,于是评委会确定了谁才是真正的关键人物。进入五月份的前三天,余切一直周旋在各种沙龙和聚会中。他没有立刻找弗里德曼发难,因为弗里德曼明显躲着他,拒绝和他正面辩论。学术大会并不是只有学术,相反,学术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会议期间还有音乐会、烧烤、舞会、博登湖边晨练等活动。弗里德曼频繁的接受采访,对时事新闻评头论足,但并不谈到任何的学术。德国当地的记者问:“很多人期望您和余先生再来一场正式辩论,因为在中国的辩论就像是一场罗生门————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版本的说法。而这里是绝对公正公开的。”弗里德曼道:“你们看到中东地区的崩溃,看到华约的解散.....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我开始明白了,为一个本来就验证了的研究来辩论是愚蠢的。”“我不会上这样的当。从现实来看,他的研究建立在虚幻,他说‘如果那些苏东国家照他说的那样做,将会怎么样,而事实上他没有机会了,因为那些地方正在崩溃当中......而我的研究正在全世界各地应用,我成了那个救火队长。”“我为什么要为已经成功的事情来辩解?这对我不公平。”这些话色厉内敛,有什么用呢?余切不以为然。老道的萨默斯提醒说:“这是惯用招式。如果实在是说不过了,他们就自己说自己的,然后找媒体自行宣布胜利!”科尔奈点点头,作为一个小国家出身的匈牙利人,他深受其害。由于美国媒体的统治性地位,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往往要吃这些哑巴亏,尤其是经济学还不像理工科那样容易证伪。“他为智利政府开药方,结果这个政府垮台了,他都能说是自己的政策起效了,只是还需要时间......世上还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宣布自己贏了?”科尔奈说。但余切并不焦心。原因在于,经济学大会举办的地点在德国。自去年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国内有很深的左翼倾向,科尔为了选票也不介意假装自己在看《资本论》......这些使得德国成了个比较特别的国家。而大会的会议举办地就在德国博登湖畔,受到德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弗里德曼所在的自由学派之所以能称之为“教”,就是因为整个理论相当极端,即便是这些人中相对温和的加里贝克尔,实际上也是支持大麻合法化、枪支合法化的神人。他们如何看待现在走上“邪路”的德国呢?用脚指头也想得到。而科尔政府也不能忍受自由学派指责自己的体制是个怪胎。有这种背景在,余切就不可能输。他只需要不停的激怒弗里德曼,最后让弗里德曼绷不住就行,科尔政府自然会惩罚胡言乱语的弗里德曼。余切接受了《明镜》周刊的采访,谈到了自己正在写的作品《新资本论》:“以德国为例,由于统一和大基建的影响,德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而后将不得不面对高投入、低效率”的情况,但这是极为短暂的,因为统一后的德国有更广阔的土地和市场。”“而且凭借东德的特殊性,在将来的欧洲大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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