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傅，学生听罢长平之战，心中有一大惑，百思不解，恳请太傅为学生解之。”
扶苏的目光，直视着李牧，那眼神，清澈得如同一面镜子，映出了所有成年人世界的复杂。
“秦国既已大胜，赵军既已投降，为何武安君还要将那降卒尽数坑杀？书上说，‘杀降不祥’，此乃伤天害理之举，有违天道仁心。”
他顿了顿，小小的眉头紧紧皱在了一起，声音里，带上了更深的困惑与痛苦：
“姑公也常教导扶苏，王者当行仁政，以德服人，方能得天下之心，使江山永固。然，武安君此举，是为‘仁’，还是为‘不仁’？
再者，既入秦法，便需遵守，凡秦之锐士杀敌一人便可获爵，那武安君杀四十万敌军，是为‘法’，还是为‘非法’？
这四十万‘首级’，是否也计入将士们的军功簿？”
此问一出，满堂皆寂。
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王贲、蒙恬等一众秦将，脸上的骄傲瞬间僵住，取而代之的是震惊与无法言说的尴尬。
他们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会被以如此直接、如此天真的方式，在这象征着大秦未来的最高学府之内，由未来的继承人当众提出。
这个问题，精准地、毫不留情地，刺入了秦国那“军功爵”制度与“法家”理念最核心、也最血腥的心脏。
秦国，以耕战立国，以军功封爵，杀敌，便是获取功名、土地、财富的唯一途径。
这是驱动这架庞大战争机器不断向前滚动的最根本的燃料。
秦法激励杀敌，杀敌便是功勋，便是晋升之阶。降卒，在放下武器的那一刻，他们是什么？是“敌人”？还是“俘虏”？
杀之，于秦法逻辑而言，似乎并无不可，甚至是大功一件。
而降卒，依旧是“敌”。
杀“敌”，便是有功。
但从“仁义”、“王道”的角度来看，坑杀四十万已经放下武器的降卒，又是何等残暴、何等违背天理人伦的行径。
“仁”，与“法”。
这两种看似都服务于“王道”的理念，在“长平坑卒”这一具体事件上，爆发出了最无可调和的、最根本性的矛盾。
它，是秦国无法回避的原罪，亦是其赖以强大的根基。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讲台之上，那个白发苍苍的身影之上。
他们都在等待，等待这位新晋的“太傅”，这位曾经的赵国军魂，该如何回答这位继承人的世纪之问。
大讲堂内，落针可闻。
扶苏那双清澈的、不含任何杂质的眼睛，就那样静静地、执着地，注视着讲台上的李牧，等待着他的答案。
李牧沉默了。
他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看着他那张因思索而显得无比严肃的小脸，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他看到了，在这个孩子的身后，站着那个同样年轻、却已搅动天下风云的身影。
“王者当行仁政”，这必然是秦臻教给他的。
这个问题，看似是扶苏之问，实则，何尝又不是秦臻，借由这个孩子的口，向他，向天下，抛出的一个关于秦国未来的终极之问？
他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的答案。
因为这个问题背后，是秦国无法回避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它需要用“仁义”来收拢天下人心；
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依靠严酷的军功律法，来驱动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去终结这个乱世。
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良久，李牧缓缓走下讲台。
他没有回答，而是走到了扶苏的面前，蹲下身，与这个四岁的孩子平视。
“长公子。”
李牧的声音，褪去了方才身为兵家宗师的冷静，带上了长者的温和与引导：“汝之疑问，甚好，甚大。大到…连老夫穷尽一生，亦难以为汝指明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
“长公子，老夫且问你。若时光倒流，武安君不杀那四十万降卒，依秦法，当如何处置？”
扶苏想了想，答道：“或如姑公在洛邑所行之法，设归化营，以三年为约，使其劳作，待其诚心归化，再授田宅，化为秦民。姑公说过，化敌为民，方为长久之计。”
“善。”
李牧点头：“此法，立意高远，确为仁心。然，长公子可知，彼时之秦国，其国力，远非今日可比。
三年长平血战，秦国亦如强弩之末。
要供养、看管四十万青壮，所需之粮草、所需粮秣何止百万石？所需监押精锐之师，又何止十万众？秦国，无此余力。
若强行收容，则国库必空，民力必竭，数年乃至十数年再无东出之力，六国必趁势反扑，天下重陷更大战乱。
若就地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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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的目光，直视着李牧，那眼神，清澈得如同一面镜子，映出了所有成年人世界的复杂。
“秦国既已大胜，赵军既已投降，为何武安君还要将那降卒尽数坑杀？书上说，‘杀降不祥’，此乃伤天害理之举，有违天道仁心。”
他顿了顿，小小的眉头紧紧皱在了一起，声音里，带上了更深的困惑与痛苦：
“姑公也常教导扶苏，王者当行仁政，以德服人，方能得天下之心，使江山永固。然，武安君此举，是为‘仁’，还是为‘不仁’？
再者，既入秦法，便需遵守，凡秦之锐士杀敌一人便可获爵，那武安君杀四十万敌军，是为‘法’，还是为‘非法’？
这四十万‘首级’，是否也计入将士们的军功簿？”
此问一出，满堂皆寂。
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王贲、蒙恬等一众秦将，脸上的骄傲瞬间僵住，取而代之的是震惊与无法言说的尴尬。
他们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会被以如此直接、如此天真的方式，在这象征着大秦未来的最高学府之内，由未来的继承人当众提出。
这个问题，精准地、毫不留情地，刺入了秦国那“军功爵”制度与“法家”理念最核心、也最血腥的心脏。
秦国，以耕战立国，以军功封爵，杀敌，便是获取功名、土地、财富的唯一途径。
这是驱动这架庞大战争机器不断向前滚动的最根本的燃料。
秦法激励杀敌，杀敌便是功勋，便是晋升之阶。降卒，在放下武器的那一刻，他们是什么？是“敌人”？还是“俘虏”？
杀之，于秦法逻辑而言，似乎并无不可，甚至是大功一件。
而降卒，依旧是“敌”。
杀“敌”，便是有功。
但从“仁义”、“王道”的角度来看，坑杀四十万已经放下武器的降卒，又是何等残暴、何等违背天理人伦的行径。
“仁”，与“法”。
这两种看似都服务于“王道”的理念，在“长平坑卒”这一具体事件上，爆发出了最无可调和的、最根本性的矛盾。
它，是秦国无法回避的原罪，亦是其赖以强大的根基。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讲台之上，那个白发苍苍的身影之上。
他们都在等待，等待这位新晋的“太傅”，这位曾经的赵国军魂，该如何回答这位继承人的世纪之问。
大讲堂内，落针可闻。
扶苏那双清澈的、不含任何杂质的眼睛，就那样静静地、执着地，注视着讲台上的李牧，等待着他的答案。
李牧沉默了。
他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看着他那张因思索而显得无比严肃的小脸，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他看到了，在这个孩子的身后，站着那个同样年轻、却已搅动天下风云的身影。
“王者当行仁政”，这必然是秦臻教给他的。
这个问题，看似是扶苏之问，实则，何尝又不是秦臻，借由这个孩子的口，向他，向天下，抛出的一个关于秦国未来的终极之问？
他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的答案。
因为这个问题背后，是秦国无法回避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它需要用“仁义”来收拢天下人心；
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依靠严酷的军功律法，来驱动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去终结这个乱世。
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良久，李牧缓缓走下讲台。
他没有回答，而是走到了扶苏的面前，蹲下身，与这个四岁的孩子平视。
“长公子。”
李牧的声音，褪去了方才身为兵家宗师的冷静，带上了长者的温和与引导：“汝之疑问，甚好，甚大。大到…连老夫穷尽一生，亦难以为汝指明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
“长公子，老夫且问你。若时光倒流，武安君不杀那四十万降卒，依秦法，当如何处置？”
扶苏想了想，答道：“或如姑公在洛邑所行之法，设归化营，以三年为约，使其劳作，待其诚心归化，再授田宅，化为秦民。姑公说过，化敌为民，方为长久之计。”
“善。”
李牧点头：“此法，立意高远，确为仁心。然，长公子可知，彼时之秦国，其国力，远非今日可比。
三年长平血战，秦国亦如强弩之末。
要供养、看管四十万青壮，所需之粮草、所需粮秣何止百万石？所需监押精锐之师，又何止十万众？秦国，无此余力。
若强行收容，则国库必空，民力必竭，数年乃至十数年再无东出之力，六国必趁势反扑，天下重陷更大战乱。
若就地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