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阁老对视一眼,谁也没敢立刻答话。

    因为这封信的字面内容并不触法。

    甚至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极讲规矩。

    看似不过是一场地方赈务中的试策之举,晋王愿以王爵之名为担保,愿身先士卒承担结果,听起来恭谨而感人。

    但其中的政治意味,却太过凛冽。

    名为试策,实则已近制度边界。

    务必要慎之又慎。

    想到这里,杜玄龄缓缓放下信。

    深吸一口气,这才抱拳缓声道:“陛下,老臣以为,此策……或有小利,其势却伤大体。”

    赢世民不语,目光静静落在杜玄龄身上。

    杜玄龄硬着头皮,继续道:“赈灾之责,本归户部与地方督抚。晋王身为宗亲,在其地设宴劝捐,原亦合情。但……其所引者,乃士绅当援、道义当责,其所施者,乃以名为箍、以耻为索。”

    “今用此策得米,明日用何策得田?今日请富户赴宴,明日是否便能请儒生讲义、请书生讲法?”

    “如此一路铺开,恐士绅不但不感德政,反疑朝廷有意于钳制其身、削其权望。”

    听杜玄龄这么说,张子房也点了点头。

    缓缓道:“晋地乃商贾通地,士绅聚地,设此先例,恐传京南之后,各郡皆效其法。势一成,难收回。”

    武朝自立朝以来,打的便是天人共治、以德服人的旗号,而非以刑立纲、以军定国。

    虽然其本质仍是皇权独尊,但在实际的制度架构中,却始终保留了大量儒统残绪。

    尤其是对于地方治理的依赖,根本上,仍仰赖士绅阶层维持社会秩序。

    这不是武朝独有的问题。

    前朝大秦覆灭,其直接诱因,虽是宫廷内乱与边防失控。

    但根本原因,却是其后期对地方豪强的打压过急,使得天下士绅集体寒心。

    最终导致地方溃散、赋税断流,边军无饷、民不聊生。

    而赢家,正是当初在这片断层中,突围而出的地方豪强。

    然而,正因深知地方豪强之弊,赢家在定鼎武朝之初,便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士绅影响力。

    这一削,便削了二十年。

    从科举制度的更替,到对乡约礼制的再编。

    从氏族志的修订,到印刷术的大力推广,再到颐和园钓鱼执法……

    如此种种,其实都是在一步步剥离士绅的影响力。

    而士绅亦非等闲之辈。

    几次“官不下乡”、“赋不入户”的暗中抗命,皆有其影子。

    而民间反税之乱、学宫纠察之议,更常有大族在背后推波助澜。

    朝廷虽强,终未能将地方尽收于掌心。

    而士绅虽惧,却也未曾真心归顺。

    彼此之间,早已如火药与火星,彼此提防、相互生厌,勉强维系着那层薄如蝉翼的表面平静。

    这就是眼下朝廷与士绅阶层的真实关系。

    不是纯粹的敌对,也非绝对的依赖,而是一种如同火药桶般的危险平衡。

    而如今,赢高治欲以王爵为担,借赈灾之名,逼富户就范,看似不过是一场风雅的劝募之宴,实则却是以舆论为刃、以道义为鞭,对士绅集团的一次试探性绞杀。

    虽未动刑法,但却借道义之名,让人难以拒绝。

    士绅若顺从,便意味着默认王权可以直接索取。

    若反抗,便是凉薄失德,名声扫地。

    这种绑架式的道德结构,一旦行之有效,势必为后续仿效打开口子。

    今日潞川立“赈灾录”,明日洛阳或立“让田榜”,后日江南也可兴“善恶图”。

    一旦逼捐变成劝捐的惯例,道义之名沦为权术之实,则天下士绅人人自危,地方秩序亦将剧烈动荡。

    他们可能不会当即反叛,但一定会退缩。

    会削弱对朝廷的配合。

    会以更隐秘的方式对抗统治。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氏族之患,古来有之,却无从断绝。此事,着实让朕很是为难啊。”

    良久后,赢世民幽幽叹道。

    说的理直气壮,说的正气凛然,听得三阁老齐齐抽了一下嘴角。

    你丫还忧上氏族了,你们老赢家不就是氏族上来的吗?

    当了几年皇帝,连屁股搁哪儿都忘了?

    不过这话,三阁老可以想,却不能说。

    只能齐齐拱手,说陛下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太好了,太特么正确了。

    但问题现在又来了。

    搞还是不搞?

    要是搞得话,结果都摆在明面上了。

    要是不搞,结果也在明面上。

    晋阳大灾,流言四起,本就是朝中忧思之一。

    尤其是晋地这场雪灾爆发之初,便已有天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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