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春最初感受到的,是一种微妙的变化。

    一些平时关系尚可的同僚,看他的眼神似乎多了一丝探究;

    个别会议通知,他收到的时间比往常稍晚;

    甚至他去某位领导办公室汇报工作时,领导似乎比平时更忙,只给了他很短的时间。

    起初,他以为只是自己敏感,或者是最近抓“肃反”案子太紧,得罪了一些人引起的正常反应。

    直到有一天,部里一位与他私交不错、同属“原则派”的老友,在闲聊时看似无意地提起:“老戴啊,最近……是不是有人对你有些看法?我听说,好像有人在反映你过去的一些情况,具体不清楚,但……你留日那段经历,当时的手续什么的,都没问题吧?”

    戴立春心里“咯噔”一下,表面却维持着惯常的冷静:

    “能有什么问题?历史清白,经得起审查。是不是有人因为我抓了几个历史有问题的人,打击报复,散播谣言?”

    老友摇摇头,欲言又止:“恐怕没那么简单。好像……还牵扯到以前工作过的地方,还有……一些社会关系。总之,你留意些。最近风声有点紧。”

    老友的话像一盆冷水泼在戴立春头上。

    他立刻调动所有警觉,开始暗中排查。

    很快,他隐约感觉到,似乎有一双眼睛在背后审视他,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侧面甚至上面。

    一些他以为早已埋进历史尘埃的细节,比如父亲在北洋政府的具体职务,比如日时参加过哪些学生活动,比如在旧政府经济部门处理过哪些普通公文……

    这些他早已向组织交代清楚、自认为毫无瑕疵的过往,似乎又被重新翻捡出来,放在放大镜下观察。

    更让他心惊的是,连李启德那个不常提起的“丈母娘”,似乎也被人注意到了。

    戴立春第一次感到了慌乱。

    这种慌乱不同于面对工作失误,而是一种根基可能被动摇的恐惧。

    他赖以生存、引以为傲的“政治清白”和“原则性强”的人设,正在受到隐秘的挑战。

    他试图追查谣言的来源,但如同打在棉花上,毫无头绪。

    反映他情况的人显然非常谨慎,没有留下把柄,只是将“疑点”巧妙地散布到了能引起关注的地方。

    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更直接的打击接踵而至。

    首先是他在部里主管的某个不太重要的处室,一份原本应由他签批的报告,被绕过他直接送到了分管副部长那里。

    虽然事后解释是“程序疏忽”,但戴立春明白,这是一种信号。

    接着,他接到了通知,原定由他带队的一个赴东北考察团,临时换人了,理由是他的“本职工作太忙”。

    这几乎是明显的冷落。

    ……

    戴立春的家,位于京城东城一个安静的四合院里。

    妻子沈静文是中学教师,出身书香门第,温和而略带清高。

    儿子戴向红十七岁,正在读高中,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一心向往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女儿戴晓芸十三岁,天真烂漫。

    这个家庭一向以父亲的“政治正确”和“原则性强”为荣,虽然戴立春工作忙碌,与家人交流不多,但家庭的稳定和在社会上的体面,是沈静文悉心维护的成果。

    当戴立春开始感受到外界的微妙压力时,他最初试图在家中掩饰。

    但沈静文是何等敏感的人,她察觉到丈夫回家后愈发沉默,眉头锁得更紧,有时接到电话会刻意走到院子里去接,语气也带着不同寻常的谨慎。

    她旁敲侧击地问过,戴立春总是以“工作上的小事”搪塞过去。

    然而,压力不会只在单位发酵。

    戴向红在学校里,首先感受到了异样。

    他一直是班干部,积极靠拢团组织,是老师眼中的好苗子。

    但最近,班主任找他谈话的语气有些奇怪,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鼓励,而是多了些询问,问他父亲最近工作是否顺利,家里有没有什么客人来往,甚至还委婉地问起他爷爷以前是做什么的。

    戴向红懵懂地回答了,心里却埋下了不安的种子。

    更让他难受的是,平时几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的眼神似乎有些躲闪,一起讨论入团申请时,也不像以前那样自然地带上他了。

    一种无形的隔阂,悄然出现。

    沈静文这边,也开始接到一些“关心”的电话。

    多是以前的同学或同事,语气听起来是问候,但总绕不开“你们家老戴最近怎么样”、“没受什么影响吧”之类的话。

    甚至有邻居老太太,在买菜时“好心”地提醒她:“静文啊,听说现在又在搞审查,你们家立春位置不低,可要小心些,有些话不该说的别说,有些人不该来往的别来往。”这话说得沈静文心惊肉跳。

    她试图从丈夫那里得到确认和安慰,但戴立春愈发烦躁,有时甚至会呵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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