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9章 两个赔偿方案(3/4)
方案一，一次性买断，干净利落，厂里后续麻烦少，但贾家坐吃山空，在那点抚恤金用完后，必然陷入更大的困境，到时候还是街道和国家的负担。
方案二，看似更负责任，保留了“工人阶级”身份，但让一个没什么文化、带着幼子的年轻寡妇顶替二级钳工岗位，本身就是个形式，厂里肯定会安排到最无关紧要、也最没前途的辅助岗位，比如仓库保管、后勤杂工之类，工资待遇恐怕也要打折扣。
所谓“保留二级工身份”，更多是个名头和计算抚恤的基数。
但好处是，有了正式工作，就有了粮本、副食本和各种票证，有了每月固定的收入，虽然微薄，却能持续。
而且，有了“工人”身份，在街道、在院里，腰杆也能稍微硬一点，不容易被彻底看低。
他料定，秦淮茹最终会选择方案二。
这个女人外表柔弱，骨子里却有股韧劲，而且不傻。
她明白，坐吃山空不是办法，贾张氏不是能撑起家的人，棒梗还小，未来的日子漫长。
一份正式工作，哪怕再边缘，也是一层最基本的保障。
至于孩子，可以想办法，比如让婆婆白天看着，或者等到年龄送托儿所、幼儿园。
果然，经过几天的犹豫、商量，主要是易中海在帮忙分析利弊，秦淮茹最终红着眼圈，在街道干部和工会代表的见证下，选择了方案二：顶替进厂，保留贾东旭二级工身份，接受厂里安排的工作岗位，同时领取子女抚养费。
她没有立刻要求上岗，而是低声提出，孩子棒梗还太小，离不开人，她想等今年九月份，棒梗满了年龄，能送去上红星小学的学前班（当时小学大多附设学前班）后，再去厂里报到。
厂里和街道商量了一下，考虑到实际情况，同意了，只是这期间的抚养费会相应减少一些。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贾家的悲剧，以一种符合体制规则的方式，被纳入了处理的轨道。
赔偿方案确定后，院里关于贾家的议论焦点，也从最初的悲伤同情，迅速转向了对秦淮茹未来工作的猜测。
“能分到啥好活儿？”“二级工的名头，怕是干一级工的活儿都勉强”
以及对那笔一次性补助和未来每月抚养费、工资的估算上。
阎埠贵又开始掰着手指头，跟家里人算贾家未来的收支，慨叹“寡妇失业，拉扯孩子不易”。
贾张氏似乎也缓过一点劲，不再终日哭泣，但变得沉默而阴郁，看人的眼神总带着一股怨气，对秦淮茹也少了往日的客气，多了些理所当然的支使。
王建国冷眼看着这些变化，心里无波无澜。
贾东旭死了，他的家庭迅速滑向城市贫民的边缘，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类似悲剧的标准脚本。
他只是这个脚本的旁观者，一个早就知道结局的、冷漠的读者。
时间继续向前滑。
春深了，柳絮开始飘飞，恼人得很。
王建国的三个孩子，新民、新平、新蕊，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按理说，以王建国副司长的级别和部委干部的身份，他的孩子完全有资格进入条件更好、学生家庭背景更单纯的部委直属干部子弟小学。
那种学校，师资力量强，设施好，同学父母多是机关干部，环境相对单纯。
李秀芝私下里提过几次：“新民他们该上学了。部里附小是不是更好点？听说教得深，条件也好。”
她是典型的母亲心思，总想给孩子尽可能好的。
王建国却没有答应。
他考虑得更深，也更冷。
部委干部子弟小学，条件是好，但也无形中给孩子贴上了“干部子女”的标签。
在那个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日益被强调、人际关系日趋复杂的年代，过早地进入一个相对封闭、同质化的“干部子弟”小圈子，未必是好事。
一方面，容易滋生特殊化思想，脱离普通群众的生活实际；另一方面，也容易成为被关注甚至被针对的焦点。
学校里孩子们之间的攀比，背后可能是家长之间微妙的角力；老师对“领导孩子”的额外关照或严格要求，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更重要的是，王建国自己身处技术管理岗位，看似稳定，实则身处“红”与“专”的夹缝，又因坚持技术原则得罪过人，谁知道未来的政治风浪会怎么刮？
让孩子在相对普通、混杂的环境里长大，接触真实的社会层面，学会和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相处，或许是一种更安全、也更扎实的成长路径。
万一将来自己有什么变故，孩子也不至于因为从“贵族学校”跌落而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或是因为曾经的“圈子”而受到牵连。
他把这些想法，用李秀芝能理解的方式，简单跟她说了说：“部里附小是好，但孩子都差不多背景，容易养成毛病。红星小学就在咱这片儿，都是附近工人、职员家的孩子，实在。新民他们从小在院里长大，跟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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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看似更负责任，保留了“工人阶级”身份，但让一个没什么文化、带着幼子的年轻寡妇顶替二级钳工岗位，本身就是个形式，厂里肯定会安排到最无关紧要、也最没前途的辅助岗位，比如仓库保管、后勤杂工之类，工资待遇恐怕也要打折扣。
所谓“保留二级工身份”，更多是个名头和计算抚恤的基数。
但好处是，有了正式工作，就有了粮本、副食本和各种票证，有了每月固定的收入，虽然微薄，却能持续。
而且，有了“工人”身份，在街道、在院里，腰杆也能稍微硬一点，不容易被彻底看低。
他料定，秦淮茹最终会选择方案二。
这个女人外表柔弱，骨子里却有股韧劲，而且不傻。
她明白，坐吃山空不是办法，贾张氏不是能撑起家的人，棒梗还小，未来的日子漫长。
一份正式工作，哪怕再边缘，也是一层最基本的保障。
至于孩子，可以想办法，比如让婆婆白天看着，或者等到年龄送托儿所、幼儿园。
果然，经过几天的犹豫、商量，主要是易中海在帮忙分析利弊，秦淮茹最终红着眼圈，在街道干部和工会代表的见证下，选择了方案二：顶替进厂，保留贾东旭二级工身份，接受厂里安排的工作岗位，同时领取子女抚养费。
她没有立刻要求上岗，而是低声提出，孩子棒梗还太小，离不开人，她想等今年九月份，棒梗满了年龄，能送去上红星小学的学前班（当时小学大多附设学前班）后，再去厂里报到。
厂里和街道商量了一下，考虑到实际情况，同意了，只是这期间的抚养费会相应减少一些。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贾家的悲剧，以一种符合体制规则的方式，被纳入了处理的轨道。
赔偿方案确定后，院里关于贾家的议论焦点，也从最初的悲伤同情，迅速转向了对秦淮茹未来工作的猜测。
“能分到啥好活儿？”“二级工的名头，怕是干一级工的活儿都勉强”
以及对那笔一次性补助和未来每月抚养费、工资的估算上。
阎埠贵又开始掰着手指头，跟家里人算贾家未来的收支，慨叹“寡妇失业，拉扯孩子不易”。
贾张氏似乎也缓过一点劲，不再终日哭泣，但变得沉默而阴郁，看人的眼神总带着一股怨气，对秦淮茹也少了往日的客气，多了些理所当然的支使。
王建国冷眼看着这些变化，心里无波无澜。
贾东旭死了，他的家庭迅速滑向城市贫民的边缘，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类似悲剧的标准脚本。
他只是这个脚本的旁观者，一个早就知道结局的、冷漠的读者。
时间继续向前滑。
春深了，柳絮开始飘飞，恼人得很。
王建国的三个孩子，新民、新平、新蕊，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按理说，以王建国副司长的级别和部委干部的身份，他的孩子完全有资格进入条件更好、学生家庭背景更单纯的部委直属干部子弟小学。
那种学校，师资力量强，设施好，同学父母多是机关干部，环境相对单纯。
李秀芝私下里提过几次：“新民他们该上学了。部里附小是不是更好点？听说教得深，条件也好。”
她是典型的母亲心思，总想给孩子尽可能好的。
王建国却没有答应。
他考虑得更深，也更冷。
部委干部子弟小学，条件是好，但也无形中给孩子贴上了“干部子女”的标签。
在那个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日益被强调、人际关系日趋复杂的年代，过早地进入一个相对封闭、同质化的“干部子弟”小圈子，未必是好事。
一方面，容易滋生特殊化思想，脱离普通群众的生活实际；另一方面，也容易成为被关注甚至被针对的焦点。
学校里孩子们之间的攀比，背后可能是家长之间微妙的角力；老师对“领导孩子”的额外关照或严格要求，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更重要的是，王建国自己身处技术管理岗位，看似稳定，实则身处“红”与“专”的夹缝，又因坚持技术原则得罪过人，谁知道未来的政治风浪会怎么刮？
让孩子在相对普通、混杂的环境里长大，接触真实的社会层面，学会和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相处，或许是一种更安全、也更扎实的成长路径。
万一将来自己有什么变故，孩子也不至于因为从“贵族学校”跌落而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或是因为曾经的“圈子”而受到牵连。
他把这些想法，用李秀芝能理解的方式，简单跟她说了说：“部里附小是好，但孩子都差不多背景，容易养成毛病。红星小学就在咱这片儿，都是附近工人、职员家的孩子，实在。新民他们从小在院里长大，跟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