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条。

    从“生活作风腐化”、“利用职权为亲属牟利”,到“工作上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意见”,再到最致命的“历史上曾与反动学术权威有过不清不楚的联系”、“在分管工作中存在严重的资本主义经营倾向”。

    这些罪名,真假掺半,有些是确有其事但可大可小的毛病,有些则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

    但在那种深挖细查、的氛围下,任何指控一旦被正式提出,并得到某些力量的默许或推动,便足以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李启德的倒台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从被隔离审查到厂里召开大会正式宣布对其撤职查办、继续交代问题,前后不过半个月时间。

    这位曾经在厂里呼风唤雨、对许大茂有知遇之恩的副厂长,转眼间就成了人人喊打、需要被踏上一万只脚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走资派。

    他在厂里的那些得力干将和亲密战友,自然也难以幸免,纷纷被牵连,或停职,或调离要害岗位,或被迫写检查、揭发检举以求自保。

    而这其中,命运最具戏剧性、也最让王建国身边几个老人感慨唏嘘的,莫过于马福顺。

    马福顺,这个王建国在肉联厂时期的得力助手,头脑灵活,能说会道,也颇有几分办事能力。

    当初他凭借着自己的钻营和王建国的赏识,在厂后勤处混得风生水起,从一个小办事员迅速提拔为股长。

    在经历扫厕所后,起风后,许大茂崛起前后,更是鞍前马后,颇为活跃,隐隐成了李启德在基层的耳目和打手之一,对曾经的老领导王建国,也渐渐少了往日的恭敬,多了几分疏离和隐隐的优越感。

    然而,李启德的倒台,瞬间将马福顺打回了原形,甚至跌入了更深的深渊。

    作为李启德的亲信和红人,马福顺首当其冲。

    检举材料里自然不会少了他那一份:

    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为虎作伥,帮助李启德打击异己、压制群众,在负责的采购工作中可能有经济问题……

    虽然经济问题查无实据,但前面那些政治错误和作风问题的帽子,在当下已经足够沉重。

    几乎是一夜之间,马福顺从后勤处颇有实权的马股长,变成了需要说清楚问题的审查对象。

    他被停职,关进了厂里的学习班,白天学习文件,写检查,接受帮助,晚上则被派去打扫厂区最脏最臭的公共厕所。

    昔日那些围着他转的朋友和部下”纷纷划清界限,甚至有人跳出来揭发他平时的反动言论和嚣张做派,以显示自己的觉悟。

    巨大的落差,无尽的羞辱,以及对未来的深深恐惧,几乎将马福顺击垮。

    他变得形容枯槁,眼神涣散,每天机械地拿着扫帚和拖把,在弥漫着刺鼻气味的厕所里,一下一下地清理着污秽,仿佛在清洗自己那已然破碎不堪的前程和尊严。

    然而,命运的戏弄并未就此停止。

    就在马福顺扫了不到一个月的厕所,以为自己的人生将在这无尽的污臭与绝望中沉沦至底时,轧钢厂乃至更上层运动的风向,似乎又发生了极其微妙、却足以让某些嗅觉异常灵敏的跳蚤再次蹦跶起来的颤动。

    风似乎刮得更烈了。

    但风向在局部出现了难以言说的混沌。

    一些新的精神被传达下来,这种模糊的信号,立刻被一些像马福顺这样身处绝境、又极其不甘心的人捕捉到了。

    他们像即将溺毙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揭发检举,试图将水搅得更浑,或者,在乱中寻找一丝或许能让自己戴罪立功、甚至东山再起的渺茫机会。

    马福顺便是其中跳得最显眼的一个。

    他不知从哪里,或是自己凭空捏造,或是捕风捉影,又检举了好几个曾经与他有过节、或者他认为是潜在对手的厂里中层干部和技术人员,罪名五花八门,从“对运动消极抵触”到“散布小道消息”,从“工作不负责任”到“有历史疑点”。

    他甚至将矛头隐隐指向了厂里个别尚未被这场风暴直接冲击、但在他看来立场可能有问题的老资格领导。

    他的这番表演,果然再次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厂里某个新近得势的、负责运动专案的领导小组,正需要更多的战绩和典型来证明自己的工作卓有成效。

    马福顺的积极表现,恰好提供了弹药,也让他自己暂时摆脱了整天扫厕所的境地,被允许回到“学习班”“继续交代问题,揭发检举”,待遇稍有“改善”。

    一时间,马福顺似乎又活了过来,尽管脸色依旧憔悴,但眼神里重新燃起了那种混合着恐惧、侥幸与疯狂的光芒。

    他像个赌红了眼的赌徒,押上了自己最后的名誉和良知,试图在这辆疯狂疾驰的、不知终点的列车上,重新找到一个哪怕是站立的位置。

    然而,他低估了这列车的颠簸程度,也高估了自己那点可怜的筹码。

    就在他上蹿下跳、四处开火后不到一个星期,一批关于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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