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人都想发财。”

    三大妈撇撇嘴:

    “就她们家那点底子,能折腾出啥?别把棺材本赔进去。”

    许大茂有一次偶遇收摊回来的秦淮茹母女,看着她们手里没卖完的、土气的牛仔裤,脸上露出那种惯常的、居高临下的讥笑:

    “秦师傅,也赶时髦哪?这裤子……款式老了点吧?现在流行踩脚裤、健美裤了!要不要我介绍个南方的朋友,给你弄点新潮货?不过……本钱可得厚点。”

    秦淮茹低着头,快步走开,当作没听见。

    王建国通过李秀芝和家人的日常闲谈,以及自己偶尔的观察,对贾家的情况有所了解。

    他对此漠不关心。

    秦淮茹母女的选择,是千千万万在改革初期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底层民众的缩影。

    成功与否,全靠她们自己的运气、韧性和一点点可怜的商业天赋。他绝不会,也没有义务提供任何帮助。

    他甚至认为,以贾家的资源、能力和棒梗那个不稳定因素,这种尝试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最终很可能徒增债务和痛苦。

    但这与他无关。

    他只需确保自家不被可能的债务纠纷或极端行为波及即可。

    他叮嘱李秀芝,与贾家保持距离,绝不发生任何借贷或担保关系。

    就在秦淮茹母女的小摊生意在温饱线上艰难徘徊、且看不到明显起色时。

    院里另一家的变化,则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带着投机与冒险色彩的面貌——

    许大茂终于“发达”了,或者说,露出了“发达”的迹象。

    许大茂所在的“三产公司”,名义上是厂里为解决职工子弟就业和搞活经济办的,实则成了某些人利用双轨制和政策漏洞进行倒买倒卖、牵线搭桥的舞台。

    许大茂如鱼得水。

    他凭借早年练就的钻营本事和那张能把死人说话的嘴,很快搭上了一些南方的“关系”,开始倒腾紧俏商品。

    最初是电子表、计算器,后来是收录机、折叠伞,再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涉足批文、钢材、化工原料等“大货”。

    他不再满足于厂里那点死工资和微薄“分红”,经常“出差”,一消失就是十天半月。

    回来时,往往红光满面,穿着挺括的“梦特娇”t恤或“金利来”衬衫,腋下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手腕上的手表换成了明晃晃的“雷达”、“西铁城”,嘴里叼着“万宝路”、“三五”烟。

    他不再骑自行车,而是开始打“面的”(黄色面包出租车)。

    虽然不常,但足以在院里引起轰动。

    他不再与阎埠贵之流议论院里鸡毛蒜皮,谈话间充满了“官倒”、“批文”、“外汇额度”、“对缝”等令院里人似懂非懂又莫名敬畏的词汇。

    他对王建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从过去的嫉恨阴冷,变成了混合着距离感的、隐隐的倨傲,仿佛在说:

    你当你的官,我发我的财,咱们各走各的阳关道。

    他甚至在一次酒后,对凑上来的刘海中吹嘘:

    “老刘,看见没?这年头,光有级别不行,得有关系,有门路,有胆子!守着那点死工资,什么时候能混上四大件?什么时候能住上楼房?我告诉你,用不了两年,我也得搬出这破院子,住进带卫生间、有暖气的楼房去!”

    许大茂的暴发,在院里激起了复杂的反响。

    阎埠贵羡慕得眼睛发红,背地里算了无数遍许大茂一身行头值多少钱,又懊悔自己当年怎么没那胆子。

    刘海中听得一愣一愣,对许大茂更加巴结。

    傻柱则不屑一顾,对于海棠说:

    “许大茂那钱,来路不正!你看他嘚瑟那样,早晚得出事!”

    于海棠却有些怅然,看看自家依旧清贫的日子,再看看许大茂的气派,心里不是滋味,对傻柱的牢骚更添了几分。

    王建国对许大茂的变化,冷眼旁观,心中了然。

    他太清楚在价格双轨制和经济转型初期,像许大茂这类人是如何利用信息不对称、体制漏洞和人际关系网络攫取利益的。

    这种行为风险极高,游走在法律与政策的灰色地带甚至黑色地带。

    许大茂的张扬,在他看来是取祸之道。

    但他同样不会去提醒或告发,那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且与他无关。

    他只是更加留意与许大茂相关的信息,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叮嘱家人,尤其是李秀芝和新民新平新蕊,绝对不要与许大茂有任何经济往来,对其炫耀保持距离,不羡慕,不议论。

    院里其他人家,也在时代浪潮中随波逐流。

    阎埠贵的小店在经历初期兴奋后,生意一直平平,勉强维持。

    他尝试过进一些时髦货,但要么进价高没利润,要么进了假货砸手里,赔了钱后更加谨慎,守着烟酒肥皂过日子,整天算计着微薄的利润,对许大茂的“发达”既羡又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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