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在酱面上炸开，散发出一股异样的气味——不是酱的咸香，是甜的，甜得发腻，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很久之后，在糖水里泡着，泡出来的那种甜。
我趴在灶台边上吐了。
吐完之后，我抹了抹嘴，抄起一根擀面杖，颤颤巍巍地走回缸边。我要把那只手捞出来，我要看看酱缸里到底埋着什么，我要——
我还没走到缸边，缸里又有了动静。
这回不是手在动。是整口缸在动。那口三尺高、两尺粗的大瓦缸，稳稳当当地坐在墙角的木架子上，此刻竟然开始摇晃起来。不是地震，不是架子不稳，是缸自己在晃。它像一头被吵醒的野兽，不耐烦地扭动着身体，缸里的酱跟着晃荡，酱汁从缸沿溢出来，淌了一地。
我听见一个声音。
不是从缸里传出来的，是从缸里——传到我的脑子里——直接响起来的。没有经过耳朵，没有经过空气，就那么直接地、生硬地塞进了我的脑袋里。
那个声音说：“还不到时候。”
我丢下擀面杖，夺门而出，在夜风里跑了整整两条街，一直跑到镇外的土地庙跟前，才停下来。我扶着庙门口的旗杆，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冷汗把里衣都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
我抬起头，看着土地庙黑洞洞的门口。二十年前，我就是被放在这个门槛上的。师父从这里把我捡回去，养大，教我做酱肉，然后把那口缸传给了我。
师父啊师父，你到底把什么东西，传给我了？
我在土地庙门口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去找彭家的根。师父虽然不肯说那口缸的来历，但他活着的时候，偶尔会提起他老家在川北的苍溪县，他爷爷那一辈才搬到白水镇来的。我要去苍溪，去找彭家的老亲戚，去问清楚这口缸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铺子托给隔壁卖面的孙大姐照看，收拾了几件衣裳，揣上那张黄表纸方子，第二天一早就上路了。
苍溪县在嘉陵江边上，从白水镇过去，要翻一座大山，走两天一夜。我紧赶慢赶，第二天傍晚总算到了。按照师父生前说的线索，我在县城东街找到了一户姓彭的人家，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论起来是师父的远房堂兄。
彭老汉听说我是彭有福的徒弟，倒是很热情，杀了一只鸡，打了一壶酒，招待我吃了一顿饭。酒过三巡，我试探着提起了那口缸。
彭老汉的筷子停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收回去，像一块布被慢慢地抽走了颜色。
“那口缸，”他说，“还在？”
“在，”我说，“还在用。”
彭老汉放下筷子，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头的意味太复杂了，有同情，有恐惧，有庆幸——庆幸这东西不在自己手里。
“你师父走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他说，‘缸不可见底。见底则还命。’”
彭老汉点了点头，像是早就料到我会说这句话。他端起酒杯，一仰头，干了，然后重重地把酒杯往桌上一顿，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以下是他讲的故事。
光绪年间，苍溪县城有一户姓彭的人家，当家的叫彭万福，就是彭有福的爷爷。彭万福是个杀猪匠，在县城南门开了个肉铺，日子过得还算殷实。彭万福有个毛病，就是好赌。每年腊月，生意最好的时候，他都要揣着整年攒下的银子，去江对面的阆中赌一场。赢了，回来高高兴兴地过年；输了，回来耷拉着脑袋，被他婆娘骂上整整一个月。
那年腊月，彭万福又去了阆中。这回他手气不好，输得精光，连回来的船钱都输没了。他垂头丧气地在阆中街上晃荡，晃到一条背街的巷子里，看见一个老头子坐在门槛上，面前摆着一口缸。
那口缸不大，也就二尺来高，釉色发黑，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老头子坐在缸后面，瘦得跟个鬼似的，两腮深深地陷进去，颧骨高耸，眼珠子浑浊得像两颗煮过头的鱼眼。老头子看见彭万福，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得发黑的牙。
“买缸吗？”老头子问。
彭万福哪有心思买缸，摇了摇头就要走。老头子在他身后说了一句：“我这缸，不是装水的缸，是装福的缸。”
彭万福停住了脚步。
“你把这缸搬回去，”老头子说，“往里头添什么，它就给你生出什么来。添米，生米；添面，生面；添银子——生银子。”
彭万福回过头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老头子和那口缸。他以为老头子是个骗子，可老头子的眼神不像是骗人——骗子的眼神是活的，滴溜溜地转，老头子的眼神是死的，浑浊的，像一口枯井，你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可你总觉得井底有什么东西在看你。
“你要多少钱？”彭万福问。
老头子伸出三个指头。
“三两？”
老头子摇了摇头。
“三十两？”
老头子还是摇头。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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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趴在灶台边上吐了。
吐完之后，我抹了抹嘴，抄起一根擀面杖，颤颤巍巍地走回缸边。我要把那只手捞出来，我要看看酱缸里到底埋着什么，我要——
我还没走到缸边，缸里又有了动静。
这回不是手在动。是整口缸在动。那口三尺高、两尺粗的大瓦缸，稳稳当当地坐在墙角的木架子上，此刻竟然开始摇晃起来。不是地震，不是架子不稳，是缸自己在晃。它像一头被吵醒的野兽，不耐烦地扭动着身体，缸里的酱跟着晃荡，酱汁从缸沿溢出来，淌了一地。
我听见一个声音。
不是从缸里传出来的，是从缸里——传到我的脑子里——直接响起来的。没有经过耳朵，没有经过空气，就那么直接地、生硬地塞进了我的脑袋里。
那个声音说：“还不到时候。”
我丢下擀面杖，夺门而出，在夜风里跑了整整两条街，一直跑到镇外的土地庙跟前，才停下来。我扶着庙门口的旗杆，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冷汗把里衣都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
我抬起头，看着土地庙黑洞洞的门口。二十年前，我就是被放在这个门槛上的。师父从这里把我捡回去，养大，教我做酱肉，然后把那口缸传给了我。
师父啊师父，你到底把什么东西，传给我了？
我在土地庙门口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去找彭家的根。师父虽然不肯说那口缸的来历，但他活着的时候，偶尔会提起他老家在川北的苍溪县，他爷爷那一辈才搬到白水镇来的。我要去苍溪，去找彭家的老亲戚，去问清楚这口缸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铺子托给隔壁卖面的孙大姐照看，收拾了几件衣裳，揣上那张黄表纸方子，第二天一早就上路了。
苍溪县在嘉陵江边上，从白水镇过去，要翻一座大山，走两天一夜。我紧赶慢赶，第二天傍晚总算到了。按照师父生前说的线索，我在县城东街找到了一户姓彭的人家，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论起来是师父的远房堂兄。
彭老汉听说我是彭有福的徒弟，倒是很热情，杀了一只鸡，打了一壶酒，招待我吃了一顿饭。酒过三巡，我试探着提起了那口缸。
彭老汉的筷子停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收回去，像一块布被慢慢地抽走了颜色。
“那口缸，”他说，“还在？”
“在，”我说，“还在用。”
彭老汉放下筷子，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头的意味太复杂了，有同情，有恐惧，有庆幸——庆幸这东西不在自己手里。
“你师父走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他说，‘缸不可见底。见底则还命。’”
彭老汉点了点头，像是早就料到我会说这句话。他端起酒杯，一仰头，干了，然后重重地把酒杯往桌上一顿，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以下是他讲的故事。
光绪年间，苍溪县城有一户姓彭的人家，当家的叫彭万福，就是彭有福的爷爷。彭万福是个杀猪匠，在县城南门开了个肉铺，日子过得还算殷实。彭万福有个毛病，就是好赌。每年腊月，生意最好的时候，他都要揣着整年攒下的银子，去江对面的阆中赌一场。赢了，回来高高兴兴地过年；输了，回来耷拉着脑袋，被他婆娘骂上整整一个月。
那年腊月，彭万福又去了阆中。这回他手气不好，输得精光，连回来的船钱都输没了。他垂头丧气地在阆中街上晃荡，晃到一条背街的巷子里，看见一个老头子坐在门槛上，面前摆着一口缸。
那口缸不大，也就二尺来高，釉色发黑，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老头子坐在缸后面，瘦得跟个鬼似的，两腮深深地陷进去，颧骨高耸，眼珠子浑浊得像两颗煮过头的鱼眼。老头子看见彭万福，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得发黑的牙。
“买缸吗？”老头子问。
彭万福哪有心思买缸，摇了摇头就要走。老头子在他身后说了一句：“我这缸，不是装水的缸，是装福的缸。”
彭万福停住了脚步。
“你把这缸搬回去，”老头子说，“往里头添什么，它就给你生出什么来。添米，生米；添面，生面；添银子——生银子。”
彭万福回过头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老头子和那口缸。他以为老头子是个骗子，可老头子的眼神不像是骗人——骗子的眼神是活的，滴溜溜地转，老头子的眼神是死的，浑浊的，像一口枯井，你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可你总觉得井底有什么东西在看你。
“你要多少钱？”彭万福问。
老头子伸出三个指头。
“三两？”
老头子摇了摇头。
“三十两？”
老头子还是摇头。
“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