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盘子周围一圈是比较传统的缠枝西番莲纹饰，不过盘子的中间绘制出了一个类似开窗图案的大菱形，菱形中间则是双笔勾勒的正方形，正方形里边则写着一种看似图案的美术字。“据说正德皇帝信奉伊教，当时烧造...楼梯口的玻璃柜前，严贞炜久久未动。她指尖隔着厚达十二毫米的防弹夹胶玻璃，轻轻悬停在那套九十八头水点桃花瓷上方——白釉如凝脂，桃瓣似初绽，胭脂红点晕染得极淡，却透出三分羞怯、七分春意，仿佛一呼一吸之间，那花尖还沾着晨露。她忽然侧过脸，声音压得极低：“肘子……这套，是七五年中南海特供的原装？连盖碗底款都带‘毛’字篆印？”周至没答，只将右手食指竖在唇边，微微一点。马爷却已上前半步，鼻尖几乎贴上玻璃，喉结上下滚了滚：“这釉面……不是后来补烧的。水点桃花最难的是‘点’，笔尖蘸釉须一气三颤，落点要似浮非坠，轻重毫厘之差，桃花就成褐斑。七五年那批，景德镇老画工说，一百件里挑不出三件全品。你这儿……整套九十八件，连茶船、托碟、小匙都齐？”“齐。”周至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枚温润的卵石投入静水，“去年十一月，从醴陵国营瓷厂老仓库清出来的。当时堆在竹筐里，上面覆着三十年霉斑和稻草灰，工人当废料准备拉去填窑坑，被我驻厂的老师傅拦下来——他认出筐底用蓝墨水写的‘甲组·特贡·存档·七五冬’。”严贞炜慢慢吐出一口气，目光转向隔壁四十七头釉下红梅瓷。那梅枝虬劲，釉下红发色沉稳如陈年朱砂，花瓣边缘却微微泛出青灰调，正是康熙晚期御窑仿永乐甜白釉下红梅的独门火候——唯有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里记过一笔：“雍正元年正月十六日，怡亲王交红梅玉堂春瓶一件，谕：照此梅色，于新烧釉下红中添入‘灰青引线’，令其有雪压枝头之态。”后来这一配方便失传了，连故宫库房现存的几件雍正红梅，釉色也偏艳而失古意。“你连这个都复原了？”她问。“没复原。”周至摇头，“是找到当年烧造这批瓷的老画师后人，在他祖宅墙缝里掏出一本油纸包着的《釉方手札》，里面密密麻麻记着七十五种釉料配比，还有手绘的窑位图。最底下一页写着：‘七五年冬，奉旨烧水点桃花与釉下红梅各一套，窑位第七层东三，火候减半盏，开窑时雪深三尺，梅枝未裂，桃花无晕，王公亲验，赐酒三坛。’”马爷忽然伸手，从大衣内袋掏出一只黄铜怀表，啪一声按开表盖——表盘背面，竟刻着一行蝇头小楷：“乾隆二十二年御窑监造臣吴明远敬制”。他指尖摩挲着那行字，声音哑了：“肘子……你知不知道，光是‘奉旨传办’这四个字，在清代档案里出现一次，就意味着至少三位督陶官、十二名画匠、四十八窑工、七十二次试烧，外加内务府三道朱批、养心殿三次召对……”“知道。”周至点头，“所以三楼，我不放瓷器。”话音落地，三人已踏上第三层回廊。脚下实木地板发出轻微吱呀声，仿佛踩在百年时光的脊骨上。走廊尽头，一扇两米高的黑檀木门虚掩着，门楣上没有匾额，只嵌着一块巴掌大的青田石印章，阴刻二字：观复。推门进去，空气骤然一凉。不是空调的冷，是那种老库房里樟脑、生漆、陈年宣纸与松烟墨混在一起的、带着微涩回甘的凉。光线也变了——天花板上垂下七盏青铜雁鱼灯，灯罩内嵌磨砂玻璃，光线经三重漫射，均匀铺洒在展厅中央一座三米高的紫檀木展台之上。展台上，只有一件东西。一只青花瓷碗。碗口径十九点八厘米，高七点三厘米，圈足无釉，露胎处泛出淡淡的火石红。外壁绘九龙穿云，龙身矫健如弓，爪尖勾勒细若游丝，鳞片以刀代笔，一刀三转，每一片都暗藏“永乐年制”四字暗款；内壁则是一幅《雨过天青图》——没有山，没有树，只有一片混沌初开般的天青釉色，釉面流淌着极细的冰裂纹，裂纹间隙里，竟隐隐浮现出细如发丝的云气，仿佛那青色不是烧出来的，而是从云层深处自己渗出来的。严贞炜的脚步钉在门槛处，嘴唇翕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马爷却猛地倒退半步，撞在门框上，铜怀表“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他顾不得捡，只死死盯着碗心——那里一朵莲花含苞待放，莲瓣以钴料双钩填色，浓淡过渡竟有七层之多，最外层几乎淡成月白，最内层却幽深如墨潭，而花蕊处，一点朱砂红，小如针尖，却灼灼如燃。“永乐……甜白釉下青花……雨过天青……”马爷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这……这不该存在！《景德镇陶录》写得明明白白：‘永乐甜白，胎薄如纸，釉厚如凝脂，其上绘青花者，万中无一，盖因钴料蚀胎，甜白釉不堪承力，故尽毁于窑变。’故宫那只残碗……只有半只，连龙爪都没全……”“它没毁。”周至走到展台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纯白棉布手套戴上，然后才缓缓伸出手，并未触碰瓷碗，只是将手掌悬在碗沿上方约三寸处，掌心向下。“因为永乐朝有个画匠，叫王三槐。他是洪武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的学徒，到永乐时已五十有二，专司甜白釉料配制。他发现，若在甜白釉里掺入半钱祁门红茶末焙干研磨的灰，再加三滴松脂汁，釉面就能承住青花钴料的蚀力——但代价是，这种釉必须用柴窑烧，且窑温须卡在一千二百三十八度，高一度则釉面泛黄，低一度则冰裂不生。”严贞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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