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看着笔记本上那些名字和关系,不得不佩服王建国的心思缜密。这个年轻的处长,不仅懂技术,能吃苦,在人情世故和斗争策略上,也有他的章法。

    “那……江上的事,如果真是他们搞鬼,说明他们可能已经盯上您了。”老郑最担心的还是这个。

    “盯上更好。”王建国合上笔记本,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他们动了,才会露出马脚。我们暗中查,他们在明处防,说不定还能引蛇出洞。不过,大家都要小心,尤其是你和小李,外出调查,不要落单,注意安全。”

    他又想起什么,问:“侯德贵家里情况怎么样?”

    “查了,老婆没工作,两个孩子还小,老娘瘫在床上。经济很困难。他交代说,第一次偷东西,就是‘黑皮’拿钱诱惑他,说他老娘看病要钱,孩子上学要钱……一步错,步步错。”老郑叹了口气。

    王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生活所迫,不是犯罪的理由,但确实是许多人滑向深渊的第一步。侯德贵可恨,也可悲。

    “他配合调查吗?”

    “刚开始嘴硬,后来扛不住,都说了。但知道的确实有限,都是听‘黑皮’指挥。”

    “告诉他,他的问题,组织上会依法处理。但他如果能戴罪立功,帮着我们把‘黑皮’和后面的人挖出来,可以考虑他的实际情况。”王建国说,“这不是交易,是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也是给我们一个突破口。”

    “我明白。”老郑点头。

    “还有,”王建国最后叮嘱,“这件事,仅限于我们四人知道。对工地其他人,包括老刘、陈工他们,暂时保密。不是不信任,是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也免得他们担心。施工上的事,我会另外安排。”

    老郑郑重地点头:“放心吧,处长。我知道轻重。”

    王建国走到门口,拉开门。

    夜风带着江水的腥气灌进来,吹散了工棚里浑浊的空气。他深吸了一口这寒冷而真实的空气,胸腔里那股郁结的寒意似乎被冲淡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决心。

    外面的黑暗浓重如墨,但远处工地上的灯火,依然顽强地亮着,那光亮虽然微弱,却代表着秩序,代表着建设,代表着他们这群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所要扞卫的东西。

    偷盗、威胁、破坏……这些藏在阴影里的东西,或许能制造一时的混乱,但它们挡不住长江东流,更挡不住人心向背。

    王建国相信,大多数工人是好的,是盼着厂子建起来、过上好日子的。

    他要做的,就是把那些蛀虫挖出来,清理掉,让这片工地重新变得干净、明亮。

    “走吧,”他对老郑说,“你先去安排卸货。材料到了,工期不能再耽误了。暗地里的事,我们悄悄进行。”

    老郑走出工棚,融入夜色。

    夜色深沉,江风裹着湿气灌进工棚。

    王建国看着老郑消失在去仓库方向的黑暗中,独自在门口站了许久。那张“少管闲事,命要紧”的纸条,像块冰碴子硌在他心口,寒意丝丝缕缕渗开。

    怕吗?有一点。

    他不是钢筋铁骨,也有老婆孩子,有远在京城等着他平安信的父母。

    但这点怕,很快就被更汹涌的东西压了下去——是愤怒,一种被阴沟里的老鼠龇着牙威胁的愤怒;是沉重,肩负着几百号人的指望和国家的任务,却差点被几只蛀虫从内部啃噬的沉重;更是一种必须把这事彻底挖干净、碾碎的责任感。

    他回到桌前,就着昏黄的灯光,重新摊开老郑留下的材料。

    侯德贵的供词、零散的出车记录、可疑的夜间出入登记……信息碎片一样散落着。

    他点了一支烟,辛辣的烟雾吸入肺里,思路渐渐清晰。

    工程不能停,人心不能乱,但藏在暗处的毒瘤,必须剜掉。

    接下来的几天,工地上演着一出微妙的“双簧”。

    表面看,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

    王建国主持召开了施工协调会,议题紧扣冷库管道安装的技术细节和因“内部纪律学习”导致的人手短缺问题。

    他眉头紧锁,在会上反复强调工期压力,甚至发了火,责令各班组想办法提高效率,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私下里,他找到老刘、陈经纬等骨干,语气沉重地透了些底:“仓库出了点问题,有人手脚不干净,偷卖了些材料。老郑在查,大家心里有数就行,把各自的一亩三分地管好,别让下面的人瞎议论,影响施工。”

    这是交底,也是安抚,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传递——问题我们知道在解决,你们的核心任务是保住生产。

    暗地里,四人小组悄无声息地运转起来。

    老郑和小李像两个影子,利用夜间和交接班时间,继续审讯侯德贵,抠问每一个细节,并开始暗中摸排与侯德贵有过异常接触的人员。

    马三则发挥他管理的身份和火爆脾气的“掩护”,在工人中间骂骂咧咧:“哪个龟儿子偷工减料,让老子查出来,捶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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