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地抚摸它的每一处细节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被它看中，才会被它记住，才会被它——吞没。
而我，从头到尾，都不是这幅画的主人。
我是这幅画的猎物。
八
我做了这辈子最疯狂的一件事。
我没有烧画——因为我烧不了。我没有扔掉它——因为我知道它会自己回来。我没有逃跑——因为彩浪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踝，在我的血管里流淌了十一年，我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我坐下来，铺开一张新的宣纸，研磨，调色。
我要画一幅画。
不是临摹《彩涌》，而是画一幅和它相反的画。彩涌是彩色的，我就画黑白的。彩涌是流动的，我就画静止的。彩涌是向上涨的，我就画向下沉的。彩涌里有无数的脸在笑，我就要画一张脸在哭。
我不知道这个办法管不管用。我只是隐约觉得，这两幅画之间，应该有一种平衡。就像阴和阳，水和火，生和死。彩涌是一极，它需要另一极来制衡。
我画了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里，我没有合眼。彩涌就在我旁边，潮声越来越大，大到整条巷子都能听见。但我没有抬头看它。我只是不停地画，一笔一笔地画。
我画了一座山。一座沉在深海里的山，黑压压的，沉默的，亘古不变的。山脚下有一扇门，门是关着的。门前坐着一个老人，老人低着头，双手捂着脸，在哭。他的眼泪不是水，是墨——一滴一滴的浓墨，从指缝间渗出来，沉入深海。
山是静止的。门是静止的。老人是静止的。只有眼泪在动，缓慢地、沉重地向下沉。
第三天夜里，当我落下最后一笔的时候——
潮声停了。
铺子里安静得像一口棺材。那种安静不是普通的安静，而是一种被抽走了所有声音的、绝对的、令人窒息的安静。我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心跳声——仿佛心跳也被那种安静吸走了。
我抬起头，看向《彩涌》。
画面上的彩浪，正在退。
不是缓慢地退，而是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地、仓皇地向后退缩。彩浪从画面的十分之九退到四分之三，退到一半，退到三分之一——那些密密麻麻的人脸，随着浪花的退去，一张一张地沉入深处，消失不见。周老爷子的脸消失了，二十岁的我的脸消失了，母亲的脸——母亲的脸在消失的一瞬间，我似乎看见她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什么，但我没有听见。
最后，彩浪退到了画面最底部，缩成窄窄的一条，像一道伤疤，像一个被压扁了的叹息。
而那些曾经布满画面的人脸，一个都不剩了。
只剩下——一片空白。
空白的绢本上，只有最底部有一小条彩色的浪，安静地、驯服地躺在那里，不再翻涌，不再流动，不再发出任何声音。
它睡了。或者说，它被我封住了。
不是消灭——我没有能力消灭它。我只是用另一幅画的力量，把它压了回去，让它重新进入沉睡。就像百年来无数人做过的那样——把它裱起来、裹起来、锁起来、沉入井底——只不过这一次，封印它的不是粗布和铁匣，而是另一幅画。
我把那幅黑白山水覆在《彩涌》之上，两幅画面对面地贴合在一起，然后用最厚的裱纸，把它们裹了七层。每一层裱纸之间，我刷了三遍浆糊——不是普通的浆糊，而是掺了朱砂的浆糊。朱砂辟邪，这是周老爷子教过我的，虽然我从来不信。
最后，我用七根铁钉，把这一叠画封进了一块木板后面。木板是从后院的门板上拆下来的，厚实，沉重，上面有几十年风吹日晒留下的裂纹。
我把木板钉在墙上的时候，天亮了。
阳光从木格窗里筛进来，落在我的手上，落在榆木大案上，落在那块钉了铁钉的木板上。铺子里弥漫着陈年浆糊与樟木箱子混在一起的气味，和每一个寻常的早晨一模一样。
如果不是那块突兀的木板，一切看起来都和从前一样。
我低头看自己的右手。指甲缝里，那点靛青色的粉末还在。我用指甲刀把它挑出来，放在掌心。阳光照在上面，石青的粉末闪烁着一丝幽蓝的光，像一粒微小的、凝固了的浪花。
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晨风吹进来，我把手掌伸出去，让风把那点粉末吹走。
它在风中散开，消失了。
尾声
那个老妇人没有再来取画。
我等了半个月，一个月，半年。她没有来。我不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把这幅画送给我。也许她也是画里的人，也许她是画外的人，也许她既不是画里也不是画外——也许她就是那幅画本身，以老妇人的形态行走在人间，寻找下一个能够打开它的人。
我不再去想了。
那块钉着木板的墙壁，我后来挂了一幅自己画的山水上去，遮住了。来我铺子里的客人，没有人发现那面墙有什么异常。只有我自己知道，夜深人静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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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从头到尾，都不是这幅画的主人。
我是这幅画的猎物。
八
我做了这辈子最疯狂的一件事。
我没有烧画——因为我烧不了。我没有扔掉它——因为我知道它会自己回来。我没有逃跑——因为彩浪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踝，在我的血管里流淌了十一年，我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我坐下来，铺开一张新的宣纸，研磨，调色。
我要画一幅画。
不是临摹《彩涌》，而是画一幅和它相反的画。彩涌是彩色的，我就画黑白的。彩涌是流动的，我就画静止的。彩涌是向上涨的，我就画向下沉的。彩涌里有无数的脸在笑，我就要画一张脸在哭。
我不知道这个办法管不管用。我只是隐约觉得，这两幅画之间，应该有一种平衡。就像阴和阳，水和火，生和死。彩涌是一极，它需要另一极来制衡。
我画了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里，我没有合眼。彩涌就在我旁边，潮声越来越大，大到整条巷子都能听见。但我没有抬头看它。我只是不停地画，一笔一笔地画。
我画了一座山。一座沉在深海里的山，黑压压的，沉默的，亘古不变的。山脚下有一扇门，门是关着的。门前坐着一个老人，老人低着头，双手捂着脸，在哭。他的眼泪不是水，是墨——一滴一滴的浓墨，从指缝间渗出来，沉入深海。
山是静止的。门是静止的。老人是静止的。只有眼泪在动，缓慢地、沉重地向下沉。
第三天夜里，当我落下最后一笔的时候——
潮声停了。
铺子里安静得像一口棺材。那种安静不是普通的安静，而是一种被抽走了所有声音的、绝对的、令人窒息的安静。我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心跳声——仿佛心跳也被那种安静吸走了。
我抬起头，看向《彩涌》。
画面上的彩浪，正在退。
不是缓慢地退，而是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地、仓皇地向后退缩。彩浪从画面的十分之九退到四分之三，退到一半，退到三分之一——那些密密麻麻的人脸，随着浪花的退去，一张一张地沉入深处，消失不见。周老爷子的脸消失了，二十岁的我的脸消失了，母亲的脸——母亲的脸在消失的一瞬间，我似乎看见她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什么，但我没有听见。
最后，彩浪退到了画面最底部，缩成窄窄的一条，像一道伤疤，像一个被压扁了的叹息。
而那些曾经布满画面的人脸，一个都不剩了。
只剩下——一片空白。
空白的绢本上，只有最底部有一小条彩色的浪，安静地、驯服地躺在那里，不再翻涌，不再流动，不再发出任何声音。
它睡了。或者说，它被我封住了。
不是消灭——我没有能力消灭它。我只是用另一幅画的力量，把它压了回去，让它重新进入沉睡。就像百年来无数人做过的那样——把它裱起来、裹起来、锁起来、沉入井底——只不过这一次，封印它的不是粗布和铁匣，而是另一幅画。
我把那幅黑白山水覆在《彩涌》之上，两幅画面对面地贴合在一起，然后用最厚的裱纸，把它们裹了七层。每一层裱纸之间，我刷了三遍浆糊——不是普通的浆糊，而是掺了朱砂的浆糊。朱砂辟邪，这是周老爷子教过我的，虽然我从来不信。
最后，我用七根铁钉，把这一叠画封进了一块木板后面。木板是从后院的门板上拆下来的，厚实，沉重，上面有几十年风吹日晒留下的裂纹。
我把木板钉在墙上的时候，天亮了。
阳光从木格窗里筛进来，落在我的手上，落在榆木大案上，落在那块钉了铁钉的木板上。铺子里弥漫着陈年浆糊与樟木箱子混在一起的气味，和每一个寻常的早晨一模一样。
如果不是那块突兀的木板，一切看起来都和从前一样。
我低头看自己的右手。指甲缝里，那点靛青色的粉末还在。我用指甲刀把它挑出来，放在掌心。阳光照在上面，石青的粉末闪烁着一丝幽蓝的光，像一粒微小的、凝固了的浪花。
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晨风吹进来，我把手掌伸出去，让风把那点粉末吹走。
它在风中散开，消失了。
尾声
那个老妇人没有再来取画。
我等了半个月，一个月，半年。她没有来。我不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把这幅画送给我。也许她也是画里的人，也许她是画外的人，也许她既不是画里也不是画外——也许她就是那幅画本身，以老妇人的形态行走在人间，寻找下一个能够打开它的人。
我不再去想了。
那块钉着木板的墙壁，我后来挂了一幅自己画的山水上去，遮住了。来我铺子里的客人，没有人发现那面墙有什么异常。只有我自己知道，夜深人静的时